6年来85名免职官员逾三成复出 涉性丑闻者无人起复（图）

涉“不雅视频”者无人复出

生活作风问题也是官员免职的“主因”。52起案例中，不雅照、“视频门”等作风问题被免的，达16起，27名官员被免。

不同于突发事件被免官员50%起复，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的16起案件27名官员，不论是2010年至2012年之间发生的网上“裸聊”、微博调情、包养姐妹等丑闻，还是最近两年发生的重庆不雅视频、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湖北法院嫖娼门等，无人传出起复消息。

如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2013年1月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免，之后一直是中央编译局的正高职称专家。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原副司长范悦被曝巨款包养纪英男，也于2013年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据新京报记者了解，范悦现已辞去公职。

除了突发事件、作风问题，其余16起案例中18名官员，都因形形色色的违纪问题被免职，包括档案造假、公款旅游、短信拉票、吃“空饷”、“雷人语录”、行贿、风水迷信等。

其中，除了“风水迷信”，其余违纪类型均有官员起复，共计9人，占比也达50%。如三起公款旅游案件。于地震哀悼日在武夷山等地赴宴、游玩的原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免职半年后起复，任威海市工商局副局长;因“出国人均花费8.2万元”被称为“公费出国考察门”的广州海事法院原院长罗国华，免职两月后就任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

此外，在换届选举中短信拉票的太原市原市长张兵生，免职1年后于去年复出，任山西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正厅长级)、党组成员。山西省经信委官网显示，现张兵生已为排名第一的副主任。

还有让女儿吃了5年“空饷”的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免职两月后就任忻州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并暂时主持工作;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免职9月后，官复原职，仍任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

■ 分析

“保留级别”埋下起复伏笔

52起舆论普遍关注的官员免职案例，85名官员被免，29人起复，占比达34.12%。但是，如果排除生活作风问题无人起复这个特殊现象，被免官员的起复率高达50%。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许耀桐等受访专家认为，即便三成被免官员起复，也比例偏高，有损“免职”的威慑力，“出于珍惜人才方面的考虑，对免职官员固然不能一棒子打死。但现实中，不排除违规起复，比如将‘免职’作为平息舆论的‘挡箭牌’，甚至于钻法规的空子，作为日后起复的‘跳板’和过渡”。

“‘免职’实际上是个中性词”，竹立家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务员法》的处分类别中，都没有“免职”。对“免职”作出规定的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免职’适用面很广，没犯错的官员也可以免职。即便犯了错的官员，也仅是问责，不是处分。”

对于犯了错被免职的官员，《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竹立家称，个别地方从这项规定中找到了腾挪空间，“几乎每一名起复的官员，特别是因为各种违纪原因免职起复的官员，都会引发质疑，但出面回应质疑的官方，都称合乎规定。因为如果是‘闪电复出’，比如两三个月就起复，那么只要比原职务低一点，就合规;如果一年后起复，即便高于原职务，也符合要求”。

上述16起因形形色色违纪被免职的案例，9名起复的官员中，3人所在地区的官方出面回应质疑，均称“合规”。如邵立勇，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曾向新京报记者说，邵立勇原职务是滨州市工商局局长，半年后起复的职务为威海市工商局副局长，为降职使用，而且履行了相关的组织程序。

“免职后起复的另一个操作空间在于免掉的是职务，不是级别。保留原级别，那么就继续享受相同的待遇。这就为起复留下了‘伏笔’。”竹立家说。

子女“吃空饷”的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的起复过程，佐证了竹立家的说法。2012年1月，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因其女儿王烨5年吃空饷10万元被免职，两个月后就起复改任山西省忻州市环保局官员。

忻州市新闻办发布的新闻通稿中称：“2012年1月15日，免去杨存虎同志静乐县委书记职务，保留正县级别。”“2012年3月20日，忻州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杨存虎同志任忻州市环保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 建议

降级可堵“官复原职”漏洞

除了“官复原职”等现象，52案例中的29名起复官员，有2人因舆论等各方面压力或再度被免，或“失踪”。

2010年因矿难，河南泌阳县原副县长王新科被免。但2011年8月，媒体曝出免职后，他一直以副县长身份部署工作、出席正式公务活动，还兼任该县政法委书记。

这名被质疑为“假免职”的副县长，现已“失踪”。泌阳县官网的领导介绍，以及上月县领导齐聚的县经济运行工作会议，都没有王新科的名字。

8月8日，泌阳县宣传部门负责人对新京报记者说：“他(王新科)已经不在泌阳县了，因为之前的报道影响太大了。至于他现在具体去了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另一名被“再度被免”的官员是河南周口市官员薄玉龙。2012年，因在周口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春长依法受贿一案中，原扶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薄玉龙利用行贿手段而得到职务调整，事后被免去职务。今年1月，薄玉龙“从基层回来后”，担任了周口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政委。

薄玉龙履任该职务被曝光后引起舆论关注，他回应质疑称，之所以能回来任职，是因为领导考虑了他过去的综合工作表现。

今年7月，薄玉龙再度被免。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宣传处处长靳登高向媒体表示，党组开会后认为，薄玉龙原问题系行贿、介绍受贿，性质不适合反渎职侵权的岗位，所以做出了免职决定。

受访专家们认为，起复后再度免职，充分证明原来的起复决定有问题，“这相当于官员任免‘事故’。谁做出的‘带病起复’决定?谁为这类‘带病起复’担责?”许耀桐说，截至目前所有免职后起复的官员，都是公众、媒体曝光后，才浮出水面，未有一起官方通报，“亟待建立的就是一个官员起复制度，哪类免职官员有资格复出?复出考察、公示等复出程序如何进行?必须对这些作出规定”。

“被问责、免职的官员，经过考察、评估等干部任免考察，可以复出，这并不违反规定。”竹立家表示，但现实中，问责免职、起复的官员数量为数不少，“其中不乏违反干部任免程序和规定的情形，比如上级领导打招呼，被问责免职的官员，隔一段时间就官复原职”。

许耀桐认为，今年昆明原书记张田欣、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两名副省级官员被免职后连降数级，树立了官员免职的新样板，“能封堵住不当起复。”

竹立家强调说，张田欣、赵智勇的“降级”处分对官场有更大的震慑效果，“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降级’处分有个两年时限，两年后解除处分，但即便是解除了处分，两人的仕途、晋升，也要按照职级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