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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08-12 21:13|来源:我是我|编辑: 网友评论

  不消说,武士道早于《武士道》,而且还不是早了一点半点,是早了五六百年。《广辞苑》对“武士道”的释义是:“吾国武士阶层的道德律。镰仓时代开始发达,江户时代因儒教思想的进入而使之集大成并理论化,构成了封建统治体制的观念支柱,专注于忠诚、牺牲、信义、廉耻、礼仪、洁白、质素、俭约、尚武、名誉和情爱等价值。”

  而《武士道》一书,成书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间,于1899(明治三十二)年在美国出版。单从出版年代看便知,明治末年,正值日本战胜清国之初,士气大振,与俄国积怨日深。说白了,就是在与列强抗争的同时,拼命成为列强一员的时期,也是“崛起”中的东洋社会被西方当成“黄祸”而大加妖魔化的时期。作者新渡户稻造(Inazo Nitobe),是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德留学,获博士学位。作为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日本人之一,曾出任大学校长和国际联盟副理事长,其肖像至今印在5000日元的纸钞上。

  以经过作者的美国夫人捉刀的、通俗晓畅的英文写成的《武士道》,是以西方社会为对象的对东洋文明的扫盲课,是一曲关于日本文化的抒情而激越的赞美歌。由于新渡户本人幼年时曾接受过武士道的传统教育,因此,在对西洋人介绍时,与众多外国的日本研究者至多充当一个“辩护律师”不同的是,“可以采取被告人的态度”,颇能进入角色,入木三分。其对东洋文化深层推销,令人想到后来林语堂对中华文化的推介。

  书甫一出版,即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短时间内被翻译成数种文字风靡各国。仅日文版从1900年到1905年的六年间就再版了十次。据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曾亲读此书,还特意购买数十册,赠与身边的孩子、友人和外国政要。回过头来看,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之后一代人的时间迅速崛起而免于被列强过度打压、妖魔化,不能不说拜《武士道》之所赐大焉——一本《武士道》对国家“软实力”的诠释,胜过无数政府公关和白皮书。

  其实,说起武士道,日人首先想到的,未必是新渡户的《武士道》。前有经典文本、被视为武士道“圣经”的《叶隐闻书》(略称《叶隐》),后有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戕前三年撰写的《叶隐入门》,名气都不小。表面上看,后者好像是对前者的“入门”性诠释,其实不然。三岛短促而浓缩的一生,始终执着于《叶隐》,把这本中世的典籍视为生命哲学:“我沉醉于《叶隐》的教导,泥足深陷而不肯自拔”;“……《叶隐》对我越来越有意义,我对身践力行《叶隐》的教导,迸发并灌注了我全部的激情”。在三岛看来,《叶隐》哲学包含了三个面向:向死而生的哲学、行动哲学和爱情哲学——而这三者正是三岛文学的主题。事实上,他在写作《叶隐入门》之时,已然确立了“殉道”的意志。而所殉之道,就是武士道。

  与这两种“叶隐”相比,《武士道》毕竟是以洋人为对象的“启蒙”性文本,处处可见对西人接受程度的体恤。稻造从盛行于欧土的骑士道(Chivalry)切入,端出“武士的训条”(即武士道)及其渊源,并像层层剥笋似的,一一诠释义、勇、仁、礼、诚、忠、名誉、克己等价值元素的内涵。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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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英文原创的文本,字里行间却贯穿着东洋特有的美意识。作者引用本居宣长的和歌“若问敷岛大和心,旭日飘香山樱花”,来表现樱花所代表的“大和魂”与西人所赞美的“带刺的蔷薇”之迥异、之无常:

  我国的樱花,在它的美丽下面并不潜藏着刀刃和毒素,任凭自然的召唤,随时捐弃生命,它的颜色并不华丽,它的香味清淡,并不醉人。……那么,这样美丽而易散落、随风飘去、放出一阵芳香便永久消逝的花朵,不就是大和魂的典型吗?日本的魂就这样脆弱而易消逝吗?

  在新渡户看来,武士道是一整套武士遵循的道德原则,“它并不是成文法典。充其量只是一些口传的、或通过若干著名的武士或学者之笔流传下来的格言。毋宁说它大多是一部不说、不写的法典,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但惟其是“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它带有很强的禁忌性和实践性:“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它并不是保存在我国历史的植物标本集里面的已干枯了的古代美德的标本。它现在仍然是我们中间的力量与美的活生生的对象。”义、勇、憎恶卑怯、恻隐之心……诸如此类的价值取向,既是人们心中的道德约束,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禁忌,并伴随某种惩戒。每个人都相信,如果不遵循这种约束,严苛的惩罚必至,甚至是灭顶之灾。

  当代作家藤原正彦在其名著《国家的品格》中,也曾谈过这个问题。藤原从小就被其父告诫:“见到弱者被欺负的场合,要挺身而出,帮助弱者”。否则的话,就是“卑怯”,从而丧失了“活着的价值”。在明示“搭救弱者时,可动用实力”的同时,却又告知“五戒”:1、大的不能打小的;2、众人不可打一人;3、男不可打女;4、不可操武器;5、当对方哭泣、道歉时,须即罢手。

  一般来说,日本孩子极少有小偷小摸的行为,这也是武士道精神内化为人自身的内心戒律的例证。而这种内化,是通过强化儒教意义上的家族关系的纽带来实现的。如只对孩子说“偷人家东西犯法”的话,那么只要周围没人看着,孩子可能还是会偷,而长大成人后,更养成一种“只要不违法,干什么都可以”的自我放纵意识。但维系于被强化了的血缘家庭纽带的孩子,从小被灌输的是诸如(如果偷人家东西的话)“会让父母因羞耻而哭泣”、“在祖先的脸上抹污泥”,或“老天爷在看着你”等道理,因此,即使没人看见,孩子也会自律。

  相反,对于曾几何时日本滑向欺辱、侵略邻国的历史错误,藤原认为:那恰恰是因为武士道精神在昭和初期的“衰退”,才犯下的“卑怯”的“蠢行”。因为在武士道的理念中,欺人者,不仅不是强大的标志,反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卑怯”。(摘编自日本中文导报 作者:刘 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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