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杜拉斯诞辰100周年 有浓郁东方情结

　　早慧少女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部《情人》，饱含血泪。法国著名女作家杜拉斯以其自传性的代表作《情人》享誉世界，在她漫长的一生中，有过许许多多以情人名义与之相伴的过客，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却只有“那部利穆新汽车里风度翩翩的男人”一人让她刻骨铭心。2014年，正值杜拉斯诞辰100周年之际，比她小39岁的最后一位情人——扬·安德烈亚也追随了她前往天堂的脚步，然而在文字中出现的情人形象却永远地留在读者的心间，永远风华正茂。

　　与众不同的女作家

　　杜拉斯是叛逆与勇敢的女性代表。1914年，她出生在印度支那嘉定市，原名玛格丽特·多纳迪厄，有两个哥哥，父母都是教师。按道理，杜拉斯在这样的家庭教育背景下不应该跟“叛逆”一词有任何的联系。但是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从她把姓改为杜拉斯、从她参加抵抗运动、从她说出“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这样的语录……

　　立志做小说家是杜拉斯在巴黎大学学习期间就怀揣着的决心，即使那时的她攻读的是跟写作不那么紧密联系的政法系，甚至完全不挨边儿的数学专业。在《情人》中，杜拉斯也提到过这一件事。母亲对她的要求是“先读完中学，然后再正式通过中学数学教师资格会考”。杜拉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曾经回答她说，我在做其他一切事情之前首先想做的就是写书，此外什么都不做”。那时候的杜拉斯就是这么一个倔强得可爱的女孩子。

　　也幸好杜拉斯没有放弃她的梦想。1942年，以小说《厚脸皮的人们》为起点，杜拉斯不断展现她在写作上的才华，在法国文坛中崭露头角。此后，《平静的生活》、《麾狄拉特干达毕业》等小说在法国大受读者欢迎。但是，对中国读者来说，对杜拉斯最熟悉的作品是分别是写于1950年、1984年和1991年的“情人三部曲”，即《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或许是“情人”的形象沾上了一点中国社会的影子，或许是她独特的个人经历和新颖的语言表达吸引了中国人的好奇心，也或许是激发出了中国广大女性对欲望的潜在渴望，总之，杜拉斯的“情人”风靡了中国一个时代。

　　除了小说上的成就，杜拉斯还涉足戏剧和电影艺术的创作领域。1959年，杜拉斯第一部电影剧本《广岛之恋》被搬上荧幕，影片讲述一个法国女子和一个日本男人一段过眼云烟的爱情故事，影评家纷纷高度称赞这部影片为“西方电影从古典时期转为现代时期划时代的里程碑” 。然而不难看出，电影剧本同样遵循着小说《情人》的走向，有着明显的“杜拉斯式”印记。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一部“记录在胶片上的小说”。

　　1996年3月3日，这位毁誉参半、留给世人争议不断的天才女作家在最后一位情人扬·安德烈亚的陪伴下，最终默默的闭上了那双年迈却清澈的眼睛，画上了人生的句号。为什么杜拉斯对“情人”形象这么执着？为什么每一部小说中都提到“童年生活”？为什么故事的结尾总是以分离的悲剧告终？一切的起源，还得从作者本人独特的“自传性写作”说起。

　　自传性质的文学写作

　　1950年，杜拉斯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举成名，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在此后的写作中，尤其是“情人三部曲”里的另两部，这种带有“杜拉斯式”的自传性质的文学写作方式就成了作者的一个标志。首先是《情人》，杜拉斯曾宣称“《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一部小说，而《情人》是叙述，是自传式的记忆残片”。《情人》这部作品在发表同年获得法语文学最高奖——龚古尔文学奖，也是她写作生涯中的最高成就。另一部作品《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则是二者的升华，杜拉斯在记忆中把故事美化、把人物美化、把情感美化……

　　关于亲情，杜拉斯对于童年和少年的经历始终耿耿于怀。十八岁以前的杜拉斯都是生活在她出生的地方，在回忆中她感慨

　　于那段日子“完全处于黑暗之中”。在殖民地的生活背景下，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挑起整个家庭的担子，来自于社会、家庭和种族优越感的压力让母亲和整个家庭变得有些畸形。比如母亲对大哥偏爱，却对杜拉斯和小哥哥采取漠视的态度，从而形成两个阵营。70岁的杜拉斯在《情人》中仍在讲述着这“关于毁灭和死亡的故事”、“关于这一家人的故事”。作者对亲情的理解分成两派，即对母亲和大哥的恨、对父亲和小哥哥的爱。她说，“这恨就隐藏在我的血肉深处，就像刚刚出世只有一天的婴儿那样盲目。”杜拉斯在对爱绝望时候的表达也许就是恨吧，极端且坚强的奇女子。

　　关于爱情，几乎在杜拉斯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她对男主人公的定位都是“情人”，不是“爱人”或者其他。这跟她15岁半的那段初恋经历有关，杜拉斯倍感迷茫，到最后她都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爱上“那部利穆新汽车里风度翩翩的男人”。基于一开始思想动机的不纯、种族观念的隔阂、父母的从中作梗，一场用肉欲维系的爱情以分离告终。然而不难发现，在杜拉斯的作品当中，所有的情人形象不过是以这个男人为模子，都是“情人”的分身。此后在婚姻的世界里，杜拉斯依然不安分。1939年，杜拉斯与罗贝尔·昂泰尔姆成立了一个家庭，仅仅3年之后，她又征服了迪奥尼·马斯科洛，半年后，开始3个人的和平相处生活。这种局面注定不会维持太久，后来的10年时间里，两个人相继离杜拉斯而去。66岁那年，27岁的杨·安德烈亚成了她最后一任情人，陪伴她走完传奇的一生。

　　“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这是摘自杜拉斯晚年写的一本随笔集《写作》中的句子，许是因为这份孤独，她渴望“情人”的宠爱，从这些肉体的陪伴中淡化精神上的不安。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在中国，有一群读者就深深被其折服。

　　王道乾的中文译本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很多中国读者在看到《情人》的第一段时，往往为这富有诗意的语言拍手叫好，而这要归功于翻译家王道乾先生。作家王小波曾以此段为例，赞叹王道乾先生译笔“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更将其视为文学导师。

　　杜拉斯在《情人》的写作中一直采用切换的手法，思想到哪里，笔触就点到哪里，具有很强的跳跃性，就像电影艺术里不断变换的画面。一个个零碎的画面，将事件的前因后果拼接起来，就好像过去所有的事都发生在一个共时平面上，没有时空的限制，看似凌乱，实则衔接得很紧密。尽管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王道乾先生也完美地将其转换过来了。比如“恍惚间，一种悲戚之感，一种倦怠无力突然出现，河面上光色也暗了下来，光线稍稍有点发暗。还略略有一种听不到声音的感觉，还有一片雾气正在弥漫开来。”他的语言于叙事中蕴含着一种诗歌的力量，流动着诗意之美，富有中国特色，在同时代《情人》的多个中文译本中脱颖而出。

　　杜拉斯本身就有着浓郁的东方情结，无论是她的血液中流淌着1/4的中国基因，还是在作品描述中的“中国情人”、“中国北方情人”，甚至是《广岛之恋》的“日本男人”都无一例外的显露无遗。这也给了中文译者和中国读者一个偏爱她的理由。

　　在中国，女性作家们可以说是受杜拉斯影响最深刻、最能引起共鸣的群体。从赵凝、林白等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的找到《情人》的影子。这位文坛天才以其叛逆与勇敢的心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写就生命的精彩故事，在中国一代人心目中，杜拉斯一系列的“情人”形象永远处在繁花似锦的年华里，不会枯萎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