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货币政策不宜过于紧缩

　■如果货币政策在短期灵活适度地发挥好辅助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在长期坚定持续地发挥好推动结构性改革的作用，那么我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将得到充分释放，完全有可能在未来20-30年保持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货币政策应继续发挥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奠定良好基础。我们认为，在短期，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稳健且适度宽松，在稳增长中采用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调控方式；在中长期，货币政策应继续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主动有为地服务好调结构、促改革目标。

　　从短期看，稳增长仍然是今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政策取向上应采用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调控方式，同时注重防范金融风险

　　理由有以下三点：一是稳增长目标仍然要依靠内需。我们认为，今年外需会延续低迷，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二是仅依靠货币政策难以有效拉动内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需要中长期许多结构性的调整，进一步增加流动性难以有效刺激企业融资需求，反而可能会加大金融市场波动性，妨碍市场有效出清；三是财政政策大有可为。当前内需不足很大程度上源于投资乏力，而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是主要原因。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可以有助于化解产能，防止投资进一步下滑。去年预算内的财政政策虽然积极，但地方政府预算外的财政政策由于地方债务问题出现了紧缩。我们认为，欧盟设定的相对于GDP 3%的预算赤字和60%的政府债务上限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经济背景，并不适于照搬到我国，当前阶段性的提高财政赤字率完全可行。为此，我们建议如下：

　　一、财政政策应主动承担稳增长重任，在力度和落实上更加主动，货币政策应积极配合辅助。我们认为，降息降准等方式带来的新增流动性难以有效进入实体经济，也存在较长政策滞后效应。根据央行测算，货币政策的滞后期为6-9个月，而财政政策的滞后期只有3-5个月。那么，如果货币政策能够更多以辅助形式配合财政政策扩张，反而能借助财政政策时滞短、定向准的优势，更加直接、快速和灵活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果断坚决的政策也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财税改革相配合，减税增支，在推动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多地着眼于环保、教育、医疗等与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货币政策在信贷规模和投向上给予有力支持，可以灵活适度的允许政策性银行操作风险资产，并利用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二、货币政策不宜过于紧缩，政策参考目标应直接关注广义货币（M2）的增速。我们认为，M2的增速目标要优于常被引用的M2和GDP比值指标。M2和GDP比值指标试图反映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的联动关系。这一关系的稳定是有前提条件的，一般而言要求经济具有稳健成熟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并不适用于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并且，经济冲击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大幅波动，也会破坏这一关系。如果在经济周期中根据M2和GDP比值决定货币政策取向，反而可能会南辕北辙。我们建议维持货币（M2）增速在12%左右，同时使用利率走廊引导利率，在资本外流、外汇储备下降的情况下继续降准。

　　三、继续保持中性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防范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建议继续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房地产市场、产能过剩行业、各类影子银行业务等风险领域的监测分析，发挥好央行最后贷款人作用，防止杠杆率继续快速上升。同时加强央行与经济参与者的沟通，引导其形成合理预期，减少投机性行为。

　　从中长期看，货币政策应继续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避免用调控代替改革，充分挖掘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如果货币政策主动有为地服务好调结构、促改革目标，我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未来20-30年保持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超越了要素驱动阶段，进入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阶段，这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动力来自于供给侧，潜力在高效率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市场。从生产要素市场现状和发展趋势上看，我国经济增长仍将长期受益于劳动力和资本质量和配置效率的提高。为此，我们建议如下：

　　一、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建议央行尽快建立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确定最优利率走廊宽度，并清晰传达给市场，增加政策透明度。如果能够真正使货币市场实现量价联动，那么货币政策就可以有效传导至各类金融产品，进而对经济主体行为产生影响。并且，规范的货币政策框架也有助于有效引导预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以汇率改革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区发展都依赖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而这又取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从金融体制、资本项目和货币政策现状看，人民币还并不具备自由浮动的条件，当前有管理的浮动制度仍然是合适选择。建议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更强调使用实际有效汇率，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同时注重防控汇率波动风险，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稳定或小幅升值。尽管中长期人民币汇率不具有持续贬值基础，但仍需应对可能加剧的汇率贬值预期和资本流出。建议资本账户开放回归到正常和可控的速度，根据资本流入和流出状况确定开放程度，以便保持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和外汇储备的长期稳定。

　　三、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建议央行积极优化流动性的投向和结构，继续加大对三农重点领域、新型城镇化的支持力度，做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船舶、流通、能源、科技、文化等重点领域改革的金融服务，尽快提供适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金融产品。

　　我们认为，如果货币政策在短期灵活适度地发挥好辅助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在长期坚定持续地发挥好推动结构性改革的作用，那么我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将得到充分释放，完全有可能在未来20-30年保持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