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这把刀

　　编者按：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6月19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明确提出要将个税起征点将从3500元/月提高至5000元/月，同时首次增加了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方案一出，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讨论。

　　格隆汇今天的推送，从个税出发，探讨税收制度与国家经济之间既相辅相成又此消彼长的微妙关系。文章视角宏大、纵论古今，希望读者有所收获。

　　1、个税的变化史

　　最早征收个税的国家，国际上公认的是英国，它从1799年起开始计征，征收的原因是当时拿破仑战争使英国的军事支出大幅度增加，入不敷出。在英国之后，美国为了筹措南北战争期间的战争费用，也开始征收个税。随后，世界各国相继出台了个税制度。

　　不过如果较真的话，我国的个税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9年，当时也是为汉匈之间的战争筹措经费。为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推行了一种叫“算缗(mín)”的政策。令商贾、手工业者、高利贷者，都向官府自报资产价值，资产价值每值2000钱，纳税一算，一算就是120钱（相当于6%的税率）；经营盐、铁、铸钱（当时尚未国营）已纳租者，其财产每4000钱再纳一算；商贾的轺（yáo尧）车一辆纳二算，船五丈以上纳一算，这种算法其实也是现在的车船使用税在中国的最早开始。

不过这里更多的接近财产税，不过广义的来看，个税也属于财产税，毕竟自己的劳力和知识也可以看成财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0年7月，政务院公布的《税政实施要则》中，就有对个人所得课税的税种，当时定名为“薪给报酬所得税”。但由于当时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低，另一方面完成三大改造后，也就没有征收的必要了。

　　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但由于规定的免征额较高(每月或每次800元)，而当时一个国企职工的月收入只有四五十元，因此当时绝大多数居民不在征税范围之内。

　　1993年10月31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的修正案，规定不分内、外，所有中国居民和有来源于中国所得的非居民，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日发布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当时的个税起征点依然是800元。

　　第一次提升个税起征点

　　2005年10月27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再次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免征额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二次提升个税起征点

　　2007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自2008年3月1日起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

　　第三次提升个税起征点

　　2011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

　　这次属于第四次：起征点从3500提到5000元。另外，增加规定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也算额外的福利吧，不过竟然有人解读为鼓励结婚买房，剥削单身狗。

　　其实个税并不是一个重要税种，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约1.2万亿元，仅占税收收入比重的8%。国家可以更加大方一些。另外税收也不能只看直接交的税收，其他的像对土地、能源、金融的的垄断而间接交的税虽然没有那么直观，但是生活成本方面能实实在在的感受的到。[page]分页标题[/page]

另外，政府收税的多少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要看他提供了怎样的服务，跟买东西一个道理。

　　2、税收的存在与扩张

　　古今中外，一个集权政府最关心的两件事是：第一，如何创建一套官僚制度来维持社会稳定；第二，如何从民间抽取足够的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

　　至于如何创建官僚体系在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科举制度虽有弊端，但是也是中国最伟大的制度创新，美国学者柯睿格曾说：“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美国汉学家卜德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

　　但是税收制度却一直循环往复，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在王朝创建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比较小，这时，正规的税收就足以养活这套体系。以汉朝为例：

　　汉高祖时代，土地税是十五分之一。除了土地税之外，汉代的人还必须缴纳人头税，一个人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年必须缴纳一百二十钱。人头税跟现在的个税相比，人头税不分贫富。

　　到了文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将土地税减半，从十五分之一变成了三十分之一，人头税也做了调整，减为三分之一，每年只用缴纳四十钱，男丁每三年出一次役。

　　汉代的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两项是养官和养兵。在文帝时代，由于北方蛮族的存在，加之诸侯势力仍然强大，皇帝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来做防范。

　　但是，汉文帝仍然决定大力压缩财政开支，将政府精简到极致。他首先从个人做起，节衣缩食，不修宫室，压缩皇室开支；其次，他压缩军队和官员的开销，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平，避免不必要的财政开支。公元前166，汉文帝干脆宣布不再收农业税。21世纪初，我们也废除了农业税，但是在汉朝农业产出占GDP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现代的税收来源主要是工业与服务业，所以在汉朝能不收农业税需要很大的魄力。

　　在以后的十三年间，西汉政府一直没有征收农业税。直到景帝登基后的第二年，才恢复了税收。不过，景帝把土地税仍然定成三十分之一，使得民间普遍富饶，史称文景之治。

　　可一旦到了王朝后期或者进入战争状态，官僚体系过于膨胀，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入不敷出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以汉代为例，一场战争的花费，就可以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就是财富的毁灭机器。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应付战争开支，为此，汉武帝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从卖官鬻爵，到发行减值货币，再到加强商业税等，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开支。最终满足汉武帝财政需求的，是垄断自然资源、开办国有企业。

　　3、税收的过与不及

　　为了维持帝国的运行，政府必须创建户籍制度让老百姓(603883,股吧)纳税。可是，为了不过度压榨老百姓，户籍制度又必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样，老百姓能够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 历代帝王也都面临着这个难题：既不能让户籍和土地统计过于混乱，以致于无法征税；又不能让统计过于明白，否则征税必然过度，造成民间经济的萧条。这也是现在为什么我们容许中小企业的税收存在灰色空间，需要放水养鱼也。历史上的隋朝就是收税收过头了，而唐朝就是税收不够的例子。

　　国富民弱的隋朝

　　隋代之前，北齐的行政效率比北周更加低下，土地、户籍问题上弄虚作假的成分太大，导致政府税收不足。按照户口缴纳的税收最多时竟然少百分之六七十。[page]分页标题[/page]而由于政府规定光棍之家只需要按照普通人家的半数来纳税，于是，许多人为了逃避税收，结了婚却不登记。在阳翟这一郡，竟然大部分人都登记的是光棍。这跟我们现在的为了购房资格离婚有异曲同工之妙。北齐的皇帝也知道问题严重，但由于控制力弱，想不出办法，在财政困难时，甚至不得不削减百官俸禄，裁减人员编制。

　　到了隋代，隋文帝吸取了北齐的教训，将人口数字查得清清楚楚，为此他创建了一套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将资源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抽取到政府手中，塞满了政府的仓库。

　　从而皇帝给百官的俸禄和功臣的赏赐都非常优厚。对出征陈朝的将士的赏赐从京城的朱雀门开始，一直排到了京城的南郊。一次性发放的布帛达到三百多万段。就算这样，政府的钱仍然花不完。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财政官员报告各个府库都已经装满了，再收税就没有地方可以放了。连隋文帝都感到惊讶，问他的官员:“我已经发了这么多赏赐，为什么仓库 还是满满的?”

　　后来隋文帝不得不开辟左藏院，创建新库房来继续堆积物资。在全国各地，隋文帝也创建了一系列的大型仓库，用于税收的转运或者储存，如卫州的黎阳仓、洛阳的河阳仓、陕州的常平仓、华州的广通仓等等。这些大型仓库无不被填满，即便在各地灾难频发的时期也都没有空虚过。

　　政府有了钱，自然就开始搞大工程。在隋炀帝执政的前五年里，两条大运河已经开工。隋代的三大运河工程中，一条广通河连接首都大兴与黄河，由隋文帝开凿。剩下的两大运河都由隋炀帝开凿，分别是：连接黄河、淮河与长江的通济渠，这条运河是隋唐时期的主干道；另外一条是从黄河北达涿郡(今北京附近)的永济渠。这两条大运河，特别是通济渠，成为帝国的生命线，将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

　　执政前五年，隋炀帝之所以能够取得众多成就，在于他的父亲隋文帝留下了一个高效的财政系统。

　　到公元609年，一个统计数据令人心惊：天下的田地达到了五十五亿八千五百万亩。 在文帝时期，十九亿四千万亩的数据已经夸大了至少四倍，而炀帝时期的数据距离实际情况已经有了十倍的差距。统计数据上的失误必然加大人民的税负，在短期内却给皇帝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第二年，隋炀帝决定亲征高丽。由于此前一年，大部分军马都在西征中损耗殆尽，炀帝下令向天下富人征集兵马，抵充赋税。庞大的军队集合后，向高丽进发。在军队的出征的同时，帝国腹心地区的河南一带正经历着严重的水灾。这时，帝国财政崩溃的声音 终于传了出来。

　　随着隋炀帝远征的失败，水灾造成的减产、军事行动造成的加税都凑在了一起，文帝高效的征税系统终于激起了民变。隋帝国进入了混乱时期。

　　只是人们都还不明白，帝国如何从几年前的歌舞升平迅速进入了混乱和萧条。一切数据都显得那么完美，所有画面都透露着繁荣......

　　直到隋代灭亡，帝国的仓库里仍然堆满了帛匹和粮食。与府库堆积对应的是遍地饿殍。叛乱者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开仓放粮，粮库里都满满当当的。

　　民富国弱的唐朝

　　与隋朝刚好相反，唐代虽然拥有繁荣的民间经济，却一直得不到充足的财政收入。

　　唐代每户征税二石，而隋代每户三石 ，也就是说，唐代的税率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二，加之统计人口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

唐代社会的整体税负只有隋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量的财富留在民间，促成了贞观之治。[page]分页标题[/page]

　　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唐代采取一种奇特的养官制：自我经营模式。皇帝拨给各个政府机关一定的土地和货币，要求各个政府将土地出租，将货币放贷，把收上来的地租和贷款利息作为办公经费使用。这些土地和货币分别叫作公廨田和公廨钱。

　　由于政府机关不懂经济，公廨钱贷出去却往往收不回来，唐太宗只好设立一个叫捉钱令史的新职位，这些人专门负责替政府放贷。捉钱令史出现后，引起了大臣们的集体反对，令唐太宗陷入了朝令夕改的困境。

　　武则天时期，由于政府无法把足够的税粮送到长安，又由于陕西的关中平原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长安人口，皇帝只好不定期迁往洛阳居住，以减轻长安的缺粮压力。

　　唐玄宗时期，皇帝的财政更加紧张，随着北方的边事紧张，唐玄宗的财政已经养不起足够多的士兵，玄宗只好设立节度使的职位，将行政、司法、财税、军事权合一，授予节度使。这种做法导致节度使权力过大，并引起了安史之乱。

　　中唐以后，帝国的财政事实上已经从财政集权制变成了财政联邦制，唐代中央政府的税收孱弱不堪，无力镇压藩镇。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唐武宗甚至发起了灭佛运动，没收寺院财产，强迫僧人还俗，增加财政收入和纳税人口。

　　4、正规税收不足的应对办法

　　打土豪、垄断盐铁金融

　　对于帝国而言，每年的财政收入几乎都是固定的。农民的税率是固定的，人口和土地数量的变化也不大，因而可以估算出每年的总税额。而这些财政收入大都有了固定的用途，如养官、建筑宫殿、兴修水利、维持治安等等。

　　可一旦出现了持续的异常情况，需要动用预算外的大额开支，就会立即出现财政紧张的情况，而财政的紧张最终会通过政权的力量破坏繁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盛世都无法持续的原因之一。

　　例如：武帝之前的汉代政府是一个典型的小政府，除了收税和最基本的养官、司法、行政和一定的公共工程之外，不负责与具体经济有关的职责。政府由于过于简单，在税收上更显无力。所以，一旦政府开支膨胀，常规税收根本没有办法满足资金的需要。

　　汉匈关系还没有完全恶化时，汉武帝就已经考虑过征收商业税来满足战争需求。 但由于商业税的征收需要创建一套严密的财政班子，在这套班子没创建起来之前，征收商业税并不容易。

但是现在数字化管理程度已经很高，政府的抽税能力超过历朝历代，可以做到指哪打哪的程度。

　　由于连年的战争，武帝时期的财政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之前是以农业等常规税收为主，之后则越来越依靠垄断盐铁产生的利润；同时，政府垄断了铸币权，抽取了铸币税；另外，政府还利用流通领域的买卖差价获得了大量的收入。到了汉元帝年间，正规税收之外的项目仍然占总财政的一半以上。

　　变法

　　所谓变法，本质就是摸清税基。早在战国时期的鲁国就开始实施了，后面的历朝历代的变法，比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的改革等都与这个相似。

　　鲁国的变法叫初税亩。所谓初税亩，就是丈量土地，摸清楚全国土地数量，再根据土地面积征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势必实行一次土地改革，对土地进行重新统计，重新分派税收，增加财政收入。为了让耕种者配合土地改革，封君们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原来土地在名义上都是属于各级封君的，耕种者只有使用权，而改革要实现土地私有化，承认耕种者就是土地的主人。耕种者为了获得土地，付出的代价就是按亩缴税，土地越多，缴税越多。 [page]分页标题[/page]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在东门氏的公孙归父掌权时，来自季孙氏的季文子为了对付公孙归父，建议在全国实行土地改革，清丈全国的土地，进行土地确权，并按照统一的税率收税。这种做法使得鲁国的税收大为好转，并且由于承认了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季文子在政治上赢得了民心，击败了东门氏。与此同时，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却利用这个机会发展壮大。

这里跟我们近代史上的土地改革赢得民心推翻蒋家王朝是一回事，主席的二十四史可不是白读的。

　　5、结 语

　　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民间经济常常随着税收制度的变化在自由、繁荣、管制、萧条、重新开放之中循环。民间的财富也会随着这只看得见的手变幻莫测。每个朝代建立初期，国家大定，这时候往往是小政府，并且民间富足。

　　但是到了朝代中后期，官僚体系逐渐膨胀，再遇到内部的骚乱或者外部的入侵，前期积累的财富就将消耗殆尽，正规税收不足以维持开支，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临时措施获得收入。但政策的随意性又破坏了民间正常的经济活动。这时候就会有一位具有威望的大臣出来主导变法，而这些变法往往因为动了太多人的奶酪而失败。而改革的失败进一步导致民间的混乱，最后导致人民的反抗与王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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