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企扶贫二三事

　　8省道从村口穿越而过，连江在村后流经，远远望去，整个村子形如鲤鱼跃江捕物，这是位于广东省中北部山区的英德市浛洸镇鱼咀村。

　　在2015年评定为广东省省级贫困村之后，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物控股”)与碧桂园陆续分派专职扶贫队伍进驻，鱼咀村的精准扶贫工作也随之拉开大幕。

　　如今，1800只黑豚与5000多只清远麻鸡已经在村里安家，“黑豚养殖基地”和“散养走地鸡场”的兴建培育出带动村民增收的一大产业——养殖业。

　　村内曾经的低洼荒地，被广物控股和碧桂园规划成水稻、木瓜以及蔬菜等农作物种植，这也是鱼咀村产生收益的另一产业。

　　去年3月，碧桂园还为鱼咀村设定一条全新的产业路径——鱼咀古村文旅项目。整个文旅项目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进行，浛洸镇政府、碧桂园旗下的碧乡农业公司、鱼咀村委会、鱼咀街四方联合成立旅游公司，共同运营。

　　民宿是这个文旅项目的一大特色，碧桂园将村里原本接近废弃的民居改造成乡村民宿，并注入咖啡厅、凤鸣书吧、酒吧、农家乐、茶艺展示馆、报告厅(可容纳约100人)等现代业态元素。目前，乡村民宿已经投入运营，并聘用了村中的低保贫困户。

　　鱼咀村是碧桂园产业扶贫的一个缩影。在长达十来年的扶贫历程中，碧桂园研究出一套绕党建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的“4+X”精准扶贫模式，结合帮扶地区实际情况进行拓展。以产业为核心的扶贫，是碧桂园确保贫困县村脱贫持续性最直接且有效的衔接点。

　　伴随着越来越多房企加入“精准扶贫”大军，产业扶贫也成为大批房企“下乡”的普选动作。从实操效果来观察，产业扶贫通过帮助当地培育发展符合地域特色的相关产业，逐步拓展产业上下游延伸业务，形成造血机制，是定点帮扶单位撤离后不返贫的主要保障之一。

　　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主体，房企在参与产业扶贫导入社会资本的过程中，除了因地制宜之外，通常还会依托自身的优势资源及建设运营经验，将扶贫工作建立在产业协同的基础上。

　　碧桂园集团助理总裁、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李静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扶贫点的产业规划方面，碧桂园主要结合自身的优势产业和贫困县村当地的优势产业来进行。“一定要有这两个结合，才能真正可持续地推动产业扶贫。”

　　当前，在地产主业之外，碧桂园还进军了机器人产业、现代农业、新零售等多元化业务。当任何一个产业需要扩大产能，对外扩展生产基地，或者招工就业的时候，碧桂园都会率先考虑落地到结对帮扶的县村，在当地进行培训和招工。“如果凭空生产一个产业是没有保障的。一方面我们的产业确实需要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我们产业扶贫的永续性。”李静说，这是碧桂园认为自身产业可以实现可持续经营下所做的一个决定。

　　在扶贫点的产品销售端，碧桂园同样充分结合自身的优势资源，比如利用地产板块所拥有的大量用户流量和消费能力，社区零售品牌“凤凰优选”帮助贫困县村拓展销售渠道。“现在农民最担忧的是没有市场，而城市里的社区业主希望能购买到更多有质量的农产品。碧桂园将绿色农产品从田间直接带到城市老百姓的餐桌上，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李静表示。

　　以内外联动、产业协同打开产业扶贫的不仅仅是碧桂园。作为较早在贵州实施定点帮扶的房企之一，2015年3月份，在与贵州市丹寨县签订脱贫行动协议后的3个月后，万达与贵州将合作内容从扶贫开发延伸至全方面经济合作。按照计划，万达将在贵州投资600亿元建设一个万达文化旅游项目和10个以上的万达广场。

　　这个文化旅游类型的特色小镇项目落地到丹寨，2017年6月，丹寨小镇正式开业。丹寨小镇的建成与万达在文化和旅游等方面积累下来的优势和操盘经验分不开。

　　同样选择在贵州，虽然还没有设立分部，不过，华侨城已经对省内相应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一轮考察和摸底，并小规模介入当地文旅产业，例如，推动三穗县颇洞村旅游示范点，以及天柱县三门塘、金凤山旅游景区的规划策划。

　　一名华侨城内部人士向经济观察报透露，国通考察和摸底，华侨城已经为贵州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构建了几个坐标系，结合贵州省著名自然风景区和古城、古镇、古村等文化旅游资源较为丰厚的区域，形成不同维度的旅游带或旅游路线。下一步，华侨城将对坐标系内优质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投资开发和建设运营。

　　三穗县和天柱县作为对口帮扶地，一开始就纳入这一坐标系里面进行整体考量和规划。“我们有自己的旅游社。项目做好后，在规划旅游路线的时候，随便将帮扶地列入其中一站，就能把当地经济带动起来。”上述内部人士表示。

二

　　2018年5月，叶兴斌开始了其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担任副州长的生涯，进入黔东南任职前，他曾从华侨城集团城区管理部副总监一路走到担任华侨城集团专职董事。

　　如今，叶兴斌的主管职责已经由单纯的企业管理转变为分管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住房保障扶贫工作。同时，他还肩负华侨城集团定点帮扶工作，协助联系中央单位在黔东南扶贫挂职干部和驻村书记。

　　叶兴斌并非是华侨城下沉到扶贫点的第一人。早在2017年3月份，原武汉华侨城欢乐谷副总经理赵术民被派驻到黔东南下辖的三穗县挂职担任副县长；原华侨城旅行社副总经理王日新则在天柱县挂职担任副县长。

　　企业如何介入到扶贫工作，团队的搭建至关重要。华侨城采取的方式是将定点扶贫与干部培养锻炼有机结合起来，在脱贫一线发现、培养、选拔干部。

　　三年前，华侨城在集团内部公开竞聘，择优选派一批干部到定点扶贫县挂职。干部挂职期间，华侨城继续为干部们保留原有待遇，协调资源提供后方保障。集团通过联席会议、现场督导、定期汇报等方式全方位了解干部的政治表现、工作实绩和作用发挥，并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挂职干部返回集团工作安排的重要依据。

　　华侨城方面告诉经济观察报，这些干部挂职期限为两年，目前赵术民和王日新的挂职期即将届满返回集团，他们这期间主要使命是“脱贫”。接下来，华侨城将另派新干部到两个县挂职，重点任务进一步上升为“致富”。

　　正如华侨城一样，房企进行扶贫运动时，除了衔接贫困区域当地的人员进行培训、引导和动员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之外，调动公司内部原有业务板块的人员是保证扶贫成效的中坚力量。

　　碧桂园甚至还走出一条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方式运用到扶贫工作的新道路。自从去年5月将扶贫列为集团主业之一，碧桂园就设立三级扶贫机构：第一级聚焦在集团层面，成立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由碧桂园集团总裁及执行董事莫斌直接担任组长，下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办公室，李静是办公室主任；第二级则是在帮扶的九省十四县层面设立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第一责任人都是碧桂园当地区域总裁；第三级是派驻了150名一线专职扶贫干部深入到所有帮扶县村。

　　对于这些扶贫人员，碧桂园构建了一套完善的考核体系，通过充分征询政府权威扶贫机构、当地县村干部意见，实地调研制定出考核标准。比如人均效能就是碧桂园扶贫中一个相对重要的考核标准。

　　李静说，如果扶贫人员能用最合适的成本帮到更多的人脱贫，人均效能就会上升，扶贫考核会排在前面。去年，每个月碧桂园都会对区域扶贫队伍的考核进行排名，排行前五给予奖励，其激励和保障机制丝毫不亚于碧桂园的其他主业。

　　传统地产人“下乡”，要面临的业务条线更加复杂，各司其职才能提升这些房企“场内人”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

　　早在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之初，恒大就从全集团系统全面选拔了321名扶贫干部和1500名扶贫队员，与大方原有287人的扶贫团队组成2108人的扶贫队伍。“我们集团内部选调的这批扶贫人员，进驻之后所承担的扶贫工作都与自己的本职工作相挂钩。”一名恒大内部人士向经济观察报举例，比如原本从事设计工作的恒大员工，在扶贫中往往会承担设计援建房这样的职能。恒大在毕节大方县的易地搬迁扶贫项目——奢香古镇就是恒大设计院员工参与扶贫工作的作品之一。

三

　　从最近几年房企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最显著的一个共性是投入巨大。帮扶贵州省毕节市三年多来，恒大已经无偿投入110亿元扶贫资金。

　　5月7日，在恒大帮扶毕节“蔬菜瓜果产业扶贫、肉牛养殖产业扶贫”的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表示，为确保毕节蔬菜瓜果及肉牛养殖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恒大还将设立20亿元的合作社发展基金。

　　从2003年帮扶贵州以来，华侨城累计投入的资金超过5000万元。从1997年第一笔大额捐款算起，碧桂园集团及其董事会主席杨国强、联席主席杨惠妍累计捐款超过48亿元。

　　大笔资金“下乡”过程中，如何做好资金评估和风险管理是关键性一环。以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介入扶贫的碧桂园，就制定了《碧桂园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资金规划及使用方案》。“风险管控是必须的。”李静表示，在产业扶贫的资金投入上，碧桂园旗下的业务板块只要有意愿，经过调研分析愿意下乡，所有的风险管控都是自行进行的。“比如我们的农业公司、机器人公司或凤凰优选‘下乡’进行产业扶贫，本来就是这些公司的独立商业行为。他们内部具备一套完善的风险管控体系，一定会按照正常的市场化程序进行资金预算和风险分析。一旦风险达标，才会落地到贫困区域；如果风控审批不过，证明这个产业在当地也不可持续，我们就不会贸然进驻。”

　　事实上，对于房企这类商业性企业群体而言，扶贫往往不同于其他业务，更多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途径，巨额投入之后通常无法考量回报。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就曾坦言，企业赚这么多钱，应该回馈给社会。据万达方面透露，虽然丹寨万达小镇项目在开发运营方面采取商业化手段，但按照万达与丹寨签署的协议，该项目产生的所有收益将全部上缴政府。

　　不过，碧桂园走出了一条双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李静告诉经济观察报，碧桂园在扶贫点进行产业铺排和规划时，肯定考虑到双重效应——除了增强公司社会影响力之外，也可以产生双向的经济效应。

　　一方面，碧桂园的产业扶贫往往会推动租用扶贫点贫困户土地，以及与当地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社的合作等工作，肯定会带动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而且在对当地贫困户进行技能培训之后，直接可以带动当地老百姓个人致富。

　　另一方面，碧桂园结合自身的优势产业“下乡”，伴随着自身产业的发展，企业必然也有盈利。“不过，碧桂园产业扶贫所得到的盈利，很多也会返回到推动扶贫点发展上面去。”李静说。

　　以碧桂园扶贫主力机构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为例，目前旗下拥有三个社会企业——英德市碧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乡农业”)、佛山市南海区碧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家文化”)和广东凤怡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怡假期”)。

　　其中碧乡农业负责消费扶贫，即把贫困县村最优质、符合城市居民需求的农产品销售到城里；碧家文化协助做一些贫困村的文化保育、非遗文化挖掘工作，同时也打造很多文创产品；凤怡假期则着重打造旅游扶贫的路线。

　　从前端来看，这三个社会企业是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凭借自己对商业的敏锐视角去布置产业；但如果观察后端，他们都归属于国强公益基金会，在贫困区域带动产业扶贫之后所获取的利润，最终回馈给基金会，基金会再投入到贫困区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