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革命将释放巨大的数字经济潜力

   ——深度解读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在《寻找区块链力量》第六集中的讲座内容

   邱明[1]，许兰兰[2]，韩若冰[3]，何声[4]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社会选择理论，健康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肯阿罗(Kenneth J. Arrow)曾经说过(1972)：“几乎每个商业交易都内嵌着信任，几乎可以说，世界上大部分经济落后都可以被人们互相缺乏信任来解释。”工业革命带来的商品供给的极大丰富，建立起消费者与商品生产商之间的信任关系，则成为了完成商业交易关键的环节，而建立信任的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信任机制的建立需要有三个纬度，包括信任特征的信息丰富可信程度，与信任主体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可执行的契约。区块链技术的产生，就像二向箔，将基于对信任主体的关系降维处理了。在信任机制中，关于信任特征的信息变得可信和丰富，而可以算法执行的契约变得简捷可得。信任从主体中剥离出来，可以规模化、高效化、可流转，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商业运行和社会治理的成本，这将释放巨大的数字经济潜力。
 

   在9月24日播出的《寻找区块链力量》第六集中，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对于信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逻辑，和理论初期思考，做了一次精彩的讲座。本文就是帮助观众，从学术的角度，来理解陈龙教授讲座里信任经济学的学术理论背景和思考逻辑。

 

   一、 人并非完全的理性经济人，信任与利他主义同时存在
 

   从文字定义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信任，是指相信而敢于托付，而信任有五大维度：正直、能力、责任、沟通、约束。在商业行为中，从投资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需要有一方先输出资源（货币），而另一方接受资源，并在价值创造后返还一定价值给资源输出方。这里存在的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流转，就反映了信任在促进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信任博弈（Trust Game）来衡量商业行为中的信任
 

   信任如此重要，那么信任是如何构建和量化的呢？经济学家很早就建立了一个“信任博弈”的基础模型来量化信任[5] （Berg et al., 1995）。学者通过信任博弈模型来研究投资行为，并进一步分析商业行为有多大程度上是基于信息，又有多大程度上是基于信任的。
 

   在信任博弈中，投资者（Prosper或者是发送者Sender）并不认识创业者（融资者或者是响应者 Responder），他们唯一的信息是创业者有一个生产函数可以毫无风险地把投资额Y变成3Y的投资回报。接受投资后，创业者（响应者 Responder）可以选择返还投资者任意的金额（图1）。需要注意的是，这场游戏中，三倍的回报率保证了创业者（响应者 Responder）理论上可以返还投资者超出原始投资金额的额外汇报。由于游戏消除了投资/生产风险，投资者（发送者Sender）唯一的风险只有创业者是否可信，是否会返还超过其获取的投资额Y。
 

   图1信任博弈的图示分析
 

 

   实验结果显示，如果投资者先投资，在没有契约约束条件下，创业者（响应者）将返还略小于初始投资金额Y的95%。这告诉我们仅仅基于之前的投资和返还的信息，就可以在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构建一定程度的信任，独立于主体关系而存在。但是这种信任并不足够。游戏中，投资者并不能获得初始投资金额的足额返还。

 

   信任在经济交易中与自利的行为动机同等重要，可以基于主体的信任构建商业关系的底层逻辑
 

   Glaeser（2000）的论文中，用了2个试验和一份调查问卷来衡量影响投资者（捐赠者）在这种资源配置的安排中先给予信任（trusting），以及创业者（响应者）返还资金的行为所显示的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的程度(图2)。
 

   通过标准的态度调查问卷，在没有投资者和创业者任何关系联机的情况下，仅仅根据多次的捐赠和返还的数量信息，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 调查问卷的回答与投资者给予投资的行为（先给予Trusting）没有相关性，这说明投资者先给予的数量与他/她自身的利他倾向有关。
 

    投资者的信任行为（Trusting）通过过去的试验之外的信任行为可以很好地预测,这说明信任行为是有持续性的个人性格特征，是可以从过去的行为来预测的。
 

    调查问卷的回答与响应者返还的行为（后返还）有相关性，这说明投资和返还的数量信息对于响应者返还的意愿产生了影响。
 

   在两个试验中，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双方熟识，给予信任和值得信任的程度都提高；双方如果是不同的种族和国籍，给予信任和值得信任的程度都下降；社会地位更高的一方的投资能够产生更多的返还；。
 

   图2给予信任与值得信任的试验设计
 

 

   对Glaeser（2000）试验结果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信任和契约的关系：不是没有契约，在资源配置的给予与返还的双方就不能有效地建立信任。在很多应用场景里，信任的建立是不一定需要契约来约束的。比如信息就可以去改变信任的程度，如果信息是可以衡量的，那么信任感就会增加很多。丰富和可信的信息可以改变信任的程度，有足够信任的话，也可以容忍信息的模糊性。

 

   人不是完全的理性经济人，人类社会协作超越理性经济人的社会偏好理论
 

   在信任博弈Trust Game的试验中，实证的结论是人并不是绝对地把利己利益最大化。这是因为如果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结果就应该是投资者（捐赠者Sender）选择投资Y=0， 创业者(响应者responder)选择返还X=0。而结果是投资者（捐赠者）平均会选择Y=0.5S投资给创业者（响应人），而创业者（响应者）会选择返还一个略小于0.5S 的数值给投资者，而且X 与Y 成正比（图3）。
 

   图3人并不是完全的理性经济人
 

 

   又有多篇论文在全球范围内复现和改进信任博弈的试验，其主要的结论如下:
 

    在Fehr and Rockenbach（2003）增加惩罚环节的研究中，研究发现惩罚反而会挤出好的动机。
 

    Ben-Nur & Putterman (2009)[6]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在原有的博弈机制上，投资者和创业者（融资者）签订合同之后，创业者最终返还的金额会高于无合同的情景。尤其是合同设定了惩罚机制之后，返还金额的比例会进一步提升。
 

    如何去分解信任博弈中的信任和利他主义倾向。Cox(2004)研究中通过增加“独裁者”角色的处理组将两方面的机制分解开来，发现两部分都是存在的。
 

    在“信任和期望”的博弈（Charness and Dufwenberg, 2006）中，通过引入了内疚感这个维度。实验发现，捐赠人对于响应者的期望影响了响应者的行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行为的信念也取决于别人对自己的信念。
 

    人类学家针对原始部落的研究（Henrich et al., 2001），该研究发现更高的社会信任促进了市场导向、合作型的生产模式。

 

   二、 构建信任的三种方式：关系、信息、契约都对于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充分的关系信任可以容忍信息的模糊性
 

   在商业领域，构建信任有三种方式，分别是（1）建立买方与卖方的关系，这是基于对于卖方主体的信任机制；（2）提供更多关于产品和场景的信息，这是基于信息的信任机制；（3）签订可执行的合同来约束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基于规则的信任机制（图4）。
 

   图4构建信任的三种方式
 

 

   当买方与卖方可以建立足够的个人情感和关系信任时，对于商品和生产厂家的信息丰富度和可信度的要求可以降低。近几年的直播电商之所以高速增长，淘宝直播电商交易额从2017年的200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2500亿元，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直播在原有的电商交易模式上增强了信任（图5）。一方面，相较于图文详情，视频可以给买卖双方传递更多的信息。在微播易的《2020 直播电商行业报告》中指出，消费者拔草最多的三大类目是食品饮料、服饰鞋靴和美妆个护。这些类目的共同特征是非标，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做消费决策。另一方面，基于对直播电商达人（KOL）的信任也更容易促进交易的发生。李佳琪，被成为“口红一哥”，曾在5分钟内卖出15000只口红。
 

   图5电商直播里对于主播的信任转移到了对商品信任上
 

 

   商业行为中，解决信息不对称，仍然是达成交易的关键环节
 

   信任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没有信任，某些市场可能就此消失。在阿克洛夫1970年发表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中提到，信息不对称会通过逆向选择带来市场的低效率。二手车市场也许会就此消失（图6）。由于有柠檬（质次二手车）的存在，买方会压低出价，梨子（质优二手车）由于市场价格低而退出市场，那么市场供给端内柠檬的比例上升，买方进一步压低出价，更多的梨子退出市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直至二手车市场消失。
 

   图6二手车市场的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
 

 

   平台可以提供中心化的第三方信任机制
 

   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仅需要更多的信息，而且需要可信信息。在二手车市场的例子里，对于提供的车辆的维修记录和尾气排放记录等信息，也需要验真，才能增强信任。数字技术带来最重要的改变是信息的数字化，这大大降低了信息的产生和分享成本，让人们彼此连接和信任，并共同做出明智决策。这就是由于信息的数字化带来的连接、决策和信任的数字化。
 

   以淘宝电商平台为例，支付宝的担保机制、用户的评价体系和购物整个流程的数字化等都为买家和卖家构建了在互联网交易的一种新的信任机制。由于有对于支付宝平台的信任，所以支付宝可以助力阿里电商平台的快速增长（图7）。这种信任的构建就是基于认可淘宝平台主体，实现了信息的数字化和合同/契约的数字化。
 

   图7支付宝的担保交易极大地促进了淘宝平台的发展
 

 

   为了发送正确的信号，构建和维系信任的成本巨大
 

   在经济社会中，品牌建设、第三方服务商（尤其是验证服务，比如会计师和券商）等很多经济活动本质上都是为了构建信任，向自己的客户或者目标受众发出正确的信号（图8）。在商业行为中有更多信息的一方，需要发出信号来获得更好的条件。比如银行通过富丽堂皇的营业厅或办公大楼，品牌奢侈品的旗舰店等都是在向客户发出可信高价值的信号。而在商业行为中信息较少的一方，也需要付出成本去搜索和获取有价值的信号。
 

   以一瓶可口可乐为例，其市场营销包括广告和有零售推广的成本是制造成本的三倍。可想而知，不为人知的品牌要花多大的努力去让消费者接受自己的产品。
 

   图8经济活动中通过发送和接收信号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维系商业运作中的信任要付出巨大成本，缺失信任将带来巨大的损失。在美国，35%的就业和构建信任息息相关（Sinclair et al., 2010）[7]。信任缺失每年给全球品牌带来2.5万亿美元成本，在美国，信任缺失每年带来7560亿美元成本和41%的客户流失。（图9）。
 

   图9经济活动中的信任成本巨大
 

 

   系统信任对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能否正常运行同样不可或缺
 

   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体现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
 

    对权威的信任，即对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
 

    对专业体系的信任，即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
 

   对规则的信任，即对法律、正式规则、制度的信任。
 

   Algan & Cahuc (2010)以瑞典为基准，衡量其它经济体的信任程度对人均GDP的影响程度。如果一个国家的相互信任程度与瑞典相同，那么该国2000-2003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变化如图10。在这个关于社会承继信任（inherited trust）与人均GDP的实证分析里，控制变量包括了延迟收入、政治机构、教育、价值观（工作道德、家庭价值），这样孤立起来分析承继信任对于社会的人均GDP影响巨大。
 

   图10社会承继信任对不同国家的人均GDP影响巨大
 

 

   三、 区块链技术对于构成信任的元素赋能
 

   区块链技术增强了可信信息的丰富度及可获得性
 

   区块链是一种记录信息的分布式账本，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特点，因此保证了链上信息的可信性（图11）。
 

   图11区块链技术对于关系、信息、契约的影响
 

 

   比特币是区块链的第一个全球应用。比特币是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完全去中心化的、采用点对点网络与共识主动性，开放源代码的数字货币。比特币在过去几年，备受关注，被认为是“数字时代的黄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区块链技术构建的零主体信任机制；而且因为脱离了主体的约束，可信的信息可以更大规模地流转，不受任何限制。到2019年6月，全球已经有四千万参与比特币交易的人和1亿比特币地址（图12）。
 

   图12 2019年6月的参与比特币交易者的全球分布
 

 

 

   然而比特币问题在于构建信任的成本极其昂贵且比较低效，比特币的价格与挖矿（达成共识出块）的成本一起飞涨（图13）。比如价值一分钱的比特币交易，也需要花几十美元的交易费成本来验证这个操作的真伪。而交易效率上看，比特币每秒也才能进行7次交易；相比之下，Visa卡每秒可完成2.4万次交易。
 

   图13 比特币挖矿的成本与价格一起飞涨
 

 

   智能合约促进了算法信任，强化了在没有可信第三方时的相关方的信任
 

   基于可信的信息，智能合约，这个由计算机科学家和密码学家Nick Szabo于1994年首次提出的概念，得以实施和应用。智能合约允许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进行可追踪且不可逆转的交易特征，也强化了信任。区块链技术正从可信信息和智能合约两个角度非常强地构建了信任，从而降低了对于关系和主体信任的要求，甚至是零信任的主体之间也可以彼此信任。

 

   联盟链可以在现有机构之间信任的基础上，促进区块链应用落地
 

   公链不可能三角在极端的应用场景中才适用。不可能三角原则认为，区块链不可能同时实现完全去中心化、安全性和最大可扩展性。去中心化追求完全不依靠现有的机构和信任中心，来在零信任的环境中应用，但实际上不是必须的，大量应用可以建立在现有机构之间的信任基础之上。联盟链是应用层面有生命力的东西，除非必须用公有链解决一个联盟链不可解决的问题。
 

   联盟链的未来应用会远远超出超过比特币，它可以变得更高效，更具扩展性。蚂蚁链一直积极利用区块链技术来实现场景的痛点，创造价值。安徽砀山梨即是这样一个场景。为了让天猫淘宝的消费者买到真正的砀山酥梨。蚂蚁链和安徽当地的政府部门合作，由政府采购溯源系统，免费给商家来用。全部的商家可以使用安徽砀山区域公共品牌。政府则提供品牌背书和商家监管（产地，包装，贴码等）。事实证明这些链上的砀山梨上线淘宝天猫销售平台之后，销售反应非常好，前三天销售额达到450万。目前该项目运行近一年，安徽砀山梨的淘宝天猫店主销售增速也接近达到200%。

 

   四、 区块链拓展新协同的边界，但是现代企业组织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组织理论，将企业视作市场、行业和经济的细胞，把市场和企业看作两种基本的社会生产组织形态。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不确定性和隐性知识等限制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企业组织生产比市场交易更有效率。构建商业协同和企业组织的是一系列短期和长期的契约，使得供应商、客户、员工与企业形成了商业协同关系，其中企业组织是这种协同关系的核心。
 

   弗兰西斯福山说：“依韦伯之见，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同样有密切的关系。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

 

   环境越不确定的时候，区块链越难以直接取代企业的中心化协同作用
 

   现代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增加，企业都在面对VUCA（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造成了即使是成功的大公司的生命周期也在缩短（图14）。
 

   图14 S&P500公司的生命周期显著缩短
 

 

   由于企业需要执行的任务的确定性在下降，信息的完整性就减少，区块链及智能合约的应用来取代中心化的企业协同的可能性就降低（图15）。企业组织的效率和边界会由于区块链的应用而提升，但是企业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商业活动的中心。
 

   图15 不同的契约组成了商业的生态协同机制
 

 

 

   对于流程的控制能力仍然是商业活动和契约中履约的重要因素
 

   信任比正式的契约更重要。信任是契约的前提，信任和契约可以互补也可以相互替代，取决于契约建立的目的。Nooteboom (2005)[8]研究信任与控制之间的关系，利用 2x2 矩阵来衡量商业主体间的信任和契约质量。研究发现，信任可能带来低交易成本。但是没有控制权，成本低会成为风险。在Zak(2017)[9]关于信任博弈的研究中，调查发现接近一半的雇员愿意用20%的工资换取工作中更大的控制权（图16）。
 

   图16 信任和控制的矩阵

 

 

   机械化的工具比如区块链、AI并不能取代企业中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
 

   在企业与员工或供应商之间，企业的大量外包契约工作可以用智能合约来完成，所以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的广泛应用可以带来新协同生态。如果用智能合约来完成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与协同，那么智能合约就需要具备以下的功能：
 

    面对未知的世界，需要能定义不可预见的信息和事件；
 

    需要能够重新修订条款；
 

    需要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
 

   然而企业不会由于智能合约的应用而消亡，这是因为企业与客户之间仍然存在质量控制、品牌、心智等很难用智能合约来约束的“信任协议”。企业与员工的劳务合同是不完全合同，不可量化的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等内容也会对协同效果产生重大的影响。

 

   五、 信任革命将释放巨大的数字经济潜力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空间的限制，区块链技术将带我们走一个打破主体信任边界、信任可规模化流转的世界，这将为人类之间协同的广度和深度带来更大的可能性，创造更多的价值。
 

   信任革命有以下的内涵和推论：
 

    信息的数字化引发了连接、决策、信任的数字化；
 

    建立和转移信任的成本大幅度降低；
 

    关系和信任主体可以剥离；
 

    信任机制可以规模化；
 

    可信信息可以安全可控地流动。
 

   展望区块链技术的未来，虽然我们仍看到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肯定会进入一个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着有关人、物、活动的数字化的可信信息，实现更高的信任度，更可靠的信息和更具执行性的契约（图17）。
 

   信任革命将带给我们更多合作的机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中巨大的潜力。
 

   图17新契约的可信商业和智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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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邱明是罗汉堂资深专家，前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
 

[2] 许兰兰是罗汉堂高级专家
 

[3] 韩若冰是罗汉堂实习生
 

[4] 何声是罗汉堂实习生
 

[5] “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 Berg, Joyce, John Dickhaut, Kevin McCabe(1995)
 

[6] Ben-Nur, A. and L. Putterman (2009), ‘Trust, communication, and contracts: an experi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0(1): 106–21
 

[7] Sinclair Davidson, Mikayla Novak, Jason Potts, “The Cost of Trust: A Pilot Study”, 2010
 

[8] Nooteboom (2005)，Trust, Contract and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9] Zak, P.J. (2017). The Neuroscience of Tr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