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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老虎不单纯是中国的家事反腐出现难控的外溢效应

时间:2014-08-07 14:24|来源:微汐老爹|编辑: 网友评论


打虎不单纯是中国的家事 还看反腐的外溢效应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下行阶段的到来,海外一片唱衰中国之声。甚至不少学者充当起了算命者,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到十五年崩溃。其理由竟然是苏联共产党执政极限是75年,革命制度党71年,中国不可能打破这个极限。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认为,如此逻辑和推理,可见西方这些汉学家的学术水准,他们的学术被主观的立场所绑架。现在随着、等超级大老虎的落马,这些人的学术成果又必将成为世人的笑柄。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随着“你懂的”变成周永康,相信再没有人怀疑中共的反腐决心和毅力。

  中国反腐的外溢效应

  正如中国的崛起一样,这一场空前无比的反腐同样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

  首先是中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更加稳固和增强。中国传统上,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执政绩效的基础之上。所以反腐败在中国才会上升到政治安全的高度。

  其次,这场反腐尽显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也同样向世界展现了中共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的生命力。长久以来,不少海外汉学家和自由派人士,否定中国制度的一个理由是所谓的人才逆向淘汰。学者裴敏欣十八大前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阐述:中共为什么无法选择优秀的领导人。显然,十八大后中国领导人不到两年的表现,是对这些理论最好的回应。

  第三,拥有稳固合法性的中共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内外矛盾和冲突。从国内的角度讲,在中国改革进入所谓的深水区后,改革将会加速和深化,改革面临的难点和瓶颈也将会被突破。对外,一个更加团结、政治更加稳定的中国也将同样震撼和中国有领土冲突的国家,如日本、、。对于努力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美国,也同样是一个清晰的信号。

  第四,反腐也让公务员这个一度令人羡慕的职业开始日渐失去光环。不仅国考人数大幅下降,更出现了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另一波公务员下海潮。这一溢出效应效果如何,现在还难下定论。从积极的一面看,人才有了更多的选项,而更多的领域特别是商业领域也将拥有更多优秀人才。重官轻商一向是中国的传统,在市场经济下,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这或许有助于人才的合理分配,有助于人才的纵向、横向流动。从消极的一面看,一向以吸纳了全国最优秀人才而著称的公务员队伍,恐怕将难再现昔日的盛景,其治理能力难免会受到影响。

  最后,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下行阶段的到来,海外一片唱衰中国之声。甚至不少学者充当起了算命者,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到十五年崩溃。其理由竟然是苏联共产党执政极限是75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71年,中国不可能打破这个极限。如此逻辑和推理,可见西方这些汉学家的学术水准,他们的学术被主观的立场所绑架。现在随着徐才厚、周永康等超级大老虎的落马,这些人的学术成果又必将成为世人的笑柄。

  中国腐败的成因

  周永康的落马,让笔者一下想到了曾任职于哈佛的教授。就在此前,他曾信心满满地说为什么看好、看衰中国。因为印度民间可以成立“我行贿了”网站,揭露印度的腐败。而在中国却行不通。可是黄亚生先生不知为何忽视或者回避一个事实:今天的印度远远比中国腐败(据“透明国际”组织历年腐败排名)。我还真期待黄亚生先生给出一个解释:何以一个既民主又司法独立,还有新闻自由,民间还可以建立“我行贿了”网站的国家,远远比中国腐败?

  确实,根据西方的理论,只要不是多党竞选的社会,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将无法治理腐败。看来中国又一次挑战了西方的理论。

  其实,西方太多的理论拿到中国后都出现了显著的失灵现象。比如它们声称市场经济只能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兼容。但邓小平就不信这个邪,认为市场和计划都不过是手段而已。结果三十多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表现居然还优于西方。当然,昔日的印度也不信这个邪,在“民主制度”下搞了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

  不仅中国的反腐败挑战了西方的理论,中国的腐败也同样挑战了西方的理论。西方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可是中国三十多年来,腐败一直很严重,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一直很高速。尤其特别的是,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腐败越是严重,查处的官员越是众多。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不由令人想起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支持西方的学者们不断向世人重复一个词:创造性破坏。这大概和发展性腐败有一拼吧。

  然而解读中国的腐败,不仅需要放眼人类共同的发展历史,还要回视自身的特殊因素。

  确实,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在经济起飞阶段,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阶段,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十九世纪下半页的美国被称为“盗窃横行的时代”,政治体制充斥着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政客。参选各方都需要依赖街头恶棍威胁选民、贿赂、舞弊。政治人物胜选后,立即给予回报。魏德安的结论则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似乎更类似于镀金时代的美国”。针对中国,还有更奇特的结论。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题为《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的署名文章。文章引述经济学家?雷斯的研究成果称,剔除通货膨胀和物价差异,中国目前腐败程度可能跟同一发展阶段的美国差不多。按2005年的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在两国人均收入2800美元时(中国1996年,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腐败程度达到中国的七到九倍;到两国人均收入7500美元时(中国 2009年,美国1928年),两国腐败程度大致相当。

  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的成本增加,同时再加上的完善,腐败终于被控制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令腐败绝迹。

  事实上,腐败的根源在贫困。根据“透明国际”的排名,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国家越贫穷就越腐败,廉洁国家都是富裕国家,这和制度无关。不管是廉洁还是腐败国家的行列中,什么制度的国家都存在。

  这个结论同样可以解释中国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一直处于提升状态,这和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态势是一致的。这同样也是为什么“透明国际”认为中国是这个排名发布以来进步最快的国家。

  然而除了腐败的共性因素,中国则还有其特殊性:超大规模和文化。

  看一下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
解密周永康家族的五大财源与四种武器解密周永康家族的五大财源与四种武器
富裕国家中,国家(地区)规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麦、芬兰、 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瑞士、、挪威、、荷兰、冰岛、卢森堡、德国、香港、巴巴多斯。这些国家人口要么只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过千万的只有德国和加拿大。

  之所以如此,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拥有十三亿人的超大型国家,而且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透明国际”排名中是最廉洁的国家,仅次于。从中也可见中国反腐败的有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放大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诉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这一点,如果观察一下台湾这个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地方,或许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西方的理论,贿选一般都发生在贫穷国家或地区。但台湾却是一个例外:即使台湾早已是发达经济体,但贿选却仍然十分普遍和严重。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会这一文化因素导致的。

  可以说,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是中国产生腐败的三大根本原因。

  中国有效反腐的原因

  在西方看来,中国是一个非民主国家,然而却能够有效的打击腐败,其表现甚至远远优于很多民主国家,实在无法理解,可谓又一次挑战了西方的定律。大家可能还记得新兴民主国家乌克兰,前总理就非常羡慕中国的反腐败能力,认为中国可以将罪犯绳之以法,而乌克兰只能清谈,束手无策。

  中国能够有效反腐,首先要归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即“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和“天命”理论。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如果看一下中国政治发展史,这个理念一直是主线。反观西方政治学史,强调的是国体、政体的划分,何人执政,主权在谁以及三权分立、制衡等等。

  西方之所以要三权分立,要实行民主,是和专制为祸之烈有关。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的政治现象,则和民本主义的政治传统有关。中国没有产生,是因为没有必要。东西方分别有写给帝王如何执政的专著。中国的《资治通鉴》强调的是吸取历代教训,更好的治理国家,如何赢得人民的爱戴。而西方的《君主论》则是注重的帝王之术,其名言是令人恐惧胜过令人爱戴。东西方政治传统的区别可以从这两本书得到充分的表现。

  有许多学者把西方的道路视为普世价值,显然没有看到西方出现这种政治现象和发展的背景。

  此外,这一轮反腐的深度和广度远胜于往昔,其原因有二。一是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周期、结构调整期以及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期。此时的中国社会对腐败的不满更为强烈,更难以接受。也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中国的政治稳定。二是中国今天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阶段,发展和效率已经不是最为迫切的。相反公平、公正和消除社会消极现象已成为现阶段的首要任务。而且反腐败虽有成本,现在的中国已完全可以承受这样的成本。

  随着周永康的落马,西方又开始解读中国的反腐败能走多远以及反腐前景。且不管西方这种瞎人摸象式的解读,我本人还是非常乐观。这不仅仅是由于此次反腐令人意外的“刑上常委”,更是由于中共本身对反腐败的清醒认识。主导此轮反腐败的常委王歧山,在行动之初就已经声明先治标,再治本,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而治本的方法就在即将举行的四中全会上。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轴的全会。显然,中国不仅有反腐败的决心、能力和清醒的判断,更有正确的反腐之路。

(责任编辑: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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