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女生疑被性侵案的留守之痛:青春期困惑无人解答

　　编者按

　　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伴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长期缺少关爱，无人引导，让这个群体极易受到不良风气影响，犯罪的根源也由此滋生。正值暑假，本报推出留守儿童系列报道，关注留守儿童的成长状况和心理问题，探访各地留守儿童救助的尝试和尴尬，寻求弥合留守儿童心理创伤的解决之道。

　　7月上旬，“东平女生疑被性侵案”持续发酵，据报道，东平县斑鸠店镇中学多名女生被社会青年引诱并性侵，目前案情仍在调查中。

　　近日，记者在斑鸠店镇采访发现，当人们的目光集中于案情本身时，这些女孩身上的一个标签却被忽略，那就是“留守”。他们的青春固然有放纵，有伤害，但任谁也无法抛开这背后的社会土壤。

　　小小的斑鸠店镇，只是众多普通乡镇的一个缩影，而留守少年的青春期，又该怎样去度过？

　　留守孩子中的“大姐大”

　　从泰安市东平县一路向西北，220国道数处因修路阻断，这让经常通行此路运输大蒜的菜农，时不时得下车询问通往斑鸠店镇的去路。

　　小镇与济南平阴县，聊城东阿县，河南前台县相邻，是两省三地交汇之处，西侧的黄河和东侧的东平湖将它夹在两片水域之间。这里曾是程咬金的故乡、梁山泊的旧地，如今被誉为“大蒜之乡”，最近，它却因为一桩少女性侵案备受关注。

　　7月7日深夜，当记者见到该案女主角、被侵害的斑鸠店镇中学14岁女孩小晴(化名)时，她一直蜷缩在床上，表情木然。不管别人说什么，她都只是垂着眼，不说话。被子遮住一半面庞，清秀中透着远未成熟的稚嫩。

　　“希望大家淡忘这件事情。”面对记者的询问，小晴的舅舅和姨妈不停地重复这句话。

　　早在去年12月份，他们就在网上发帖，称小晴被多个“地痞”性侵，而警方认为证据不足，不构成强奸罪，这让他们一直难以接受。时隔半年，这件事引起舆论的爆发，随着邻居亲人指指点点，他们又想重回平静。

　　有人指责小晴早就与那些社会青年认识并相熟，这次是咎由自取，也有人埋怨涉事学校门口，多年来一直有社会青年停车蹲点拉走学生的现象，没有部门来制止。“我们只是要一个公道，可最后毁了我们的生活。”小晴的舅舅叹气说。

　　据亲戚讲，小晴去年9月份就认识黄鹏等几个社会青年，并在一次外出中被侵犯过，只是当时他们并不知情，也没有报警。直到去年12月，小晴第二次与黄鹏外出，再次发生了悲剧，他们才赶紧报警。

　　在斑鸠店镇中学读八年级的王浩告诉本报记者，小晴是“班里的‘大姐大’”。王浩的姐姐王丽与小晴是同学，从姐姐口中得知，他了解到不少小晴的事情。

　　学校校长刘美福告诉记者，小晴在学校里经常打架，有同学不按照她的要求办事，她就会找一些人对其拳打脚踢，她还主动追求男同学，甚至与社会青年常有联系。对此，学校多次联系家长，但其父母都在滨州打工，很少回来。

　　据刘美福讲述，出事前一周的周五下午，小晴还参与了一起打架事件，校方向镇派出所报了案。三天后的周一，小晴给老师留了一张请假条：“我有事，因此请假，请老师批准。”然后就一夜未归，而事发就在这个晚上。

　　小晴的舅舅也不否认小晴与性侵者相识，“青春期孩子有的叛逆，她都有。”舅舅说，父母都在外地，小晴平常住校一周才回一次亲戚家。

　　“留守的孩子不可避免存在教育的缺失。”舅舅说，据他了解，小晴班里遭遇性侵的女孩子至少有5个，有的父母离异，有的父亲在外打工，而小晴与性侵者黄鹏之所以认识，也是通过其中一名11岁女孩的介绍，小晴当时还很兴奋，说：“我认了个哥哥，以后谁也不会欺负我了。”

　　遭问题青年蹲守的学校

　　见到记者，小晴的姨妈康某不停地哭。去年，她去黄鹏家讨说法，对方父母一见她就跪下来，请求原谅。然而，康某再去的时候，黄鹏家人态度大变，还埋怨康某太较真，给点钱就算了。

　　据小晴舅舅提供的一份录音显示，黄鹏至少同四五名女孩开过房。村民们对发生这样的事似乎并不奇怪。“这里社会青年多，小姑娘啥事不懂，一骗就跟人走了。”有村民说。

　　王浩就经常看到很多校外青年蹲在学校门口，有的抽烟，有的打架，他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经过镇上时，王浩常听到一些骂人的新鲜词儿，很快这些词就传到了学校，久而久之，王浩也养成了骂人的习惯，“一张口就骂，忍不住。”

　　东平县相传是水泊梁山好汉聚义的地方，斑鸠店一向有习武的习俗，境内仍然有山寨和聚义堂等景点。一位熟悉当地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说，“很多当地人一点口角小事儿就好动手。”该工作人员说，这里常发生关于小混混的治安案件，而在这些案件中，往往有不少未成年人在场。

　　在王浩眼里，学校里不少留守孩子都是“问题学生”，他经常看到他们穿拖鞋，偶尔还叼着烟，见谁不顺眼，就要“教训”一下。王浩的同桌就这样，上课给女孩写情书，晚上熄灯了才回宿舍，还很骄傲地对王浩说过，自己因为打架曾经被警察抓。

　　王浩显然没融入“问题学生”的圈子，他说，自己和姐姐经常呆在家里，哪儿都不去，“我自卑。”

　　姐姐王丽告诉记者，小时候很多同学放学都有父母来接，自己只能和弟弟搭伴走回家。姥姥姥爷身体不好，没办法带姐弟俩出去玩，每当小伙伴讨论外面的世界，她和弟弟就默默转身离开。“想去哪，就躺在床上想想，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王浩记得，他向姥姥姥爷多次要电脑，但花费高，老人们怎么说都不同意，而父母在外地工作忙，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所以只要同学们在一起谈起电脑，王浩就觉得低人一等，索性不与他们接触。

　　长期的自卑和压抑，让王浩觉得自己很渺小，他越来越羡慕同桌。有一次，看到同桌一招呼，很多人高马大的男同学都围上去，很有气势，“要是我成为他们其中一个，就不会再被欺负了。”

　　无人解答的青春期困惑

　　也许是在这种相似的自卑和压抑中，小晴迷失了自己。据记者了解，小晴同班几名被性侵的女孩，都是同学喊同学，QQ、短信、微信一招呼，她们就跟着陌生人出去玩。而黄鹏等社会青年联系女学生，有时甚至简单到只需要通过手机寻找“附近的人”，然后就聊天、一起玩甚至开房。

　　在斑鸠店镇子路村的家里，王丽躺在床上看着书，家里来人了，她也不上前招呼。17岁的她斜扎着头发，穿着低胸上衣，因为被一起生活的姥姥姥爷说了一句“穿着太时尚”，她跟两位老人已经冷战了好几天。

　　父母在王丽不到一岁时就去天津打工，她是镇上典型的留守孩子。“今天早上，姥姥错拿了她的衣服，她就冲着姥姥大喊大叫。”弟弟王浩觉得姐姐有些叛逆，但他又认为，姥姥姥爷无法理解他们，“没有文化，很多道理跟他们讲不清楚，有代沟。”

　　“我们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刘美福坦言，学校对这些正值青春期的留守孩子的性教育“几乎为零”，学校仅有一名老师持有心理辅导资格证，在帮扶小晴的过程中，这位老师仅以聊天的形式对小晴做过一次心理辅导，收效甚微。

　　刘美福说，作为镇上唯一的中学，“学校有近1700名学生，父母一方在外打工的差不多占80%到90%，父母双方都在外打工的，占到20%-40%，平日里大多数孩子都是交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照顾。”父母只关心孩子最近吃什么，生活怎么样，顶多再问问成绩，“至于其他，他们不会关心，也不懂怎么关心。”

　　王浩害怕父母在电话里问成绩，一旦成绩有下降，电话那头准是一顿臭骂。刚上初中时，被同学欺负，受委屈回到家里，他时常想，如果爸妈在，就不会被挨打，“我恨他们抛下我。”

　　虽然现在成绩稳定在年级前五名，但王浩说他不是乖孩子，“我说脏话，而且还幻想跟喜欢的女孩表白。”他觉得，这是内心邪恶，道德败坏，“如果爸妈在，我就不会这样。”

　　“很多时候我觉得矛盾，可是没人给我解决。”七年级时，王浩喜欢上同班一个女孩，他觉得自己个子矮，家庭条件一般，不敢表白，于是开始幻想，并为此感到可耻。有次在同学那里听到一首成人歌，他很羞愧，却又很好奇，听说同学那里有黄色书籍，也忍不住想看，同时觉得自己很邪恶。对这些问题，他说，“没有人给我讲该怎么做。”

　　父母不在身边，老人又很难理解，让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在遇到问题时，或者逃避，或者自己解决。家住名山村的八年级女孩刘登说，父亲在海上当船员，母亲在外做小时工，根本没时间相处，更不要提谈心了，很多难题都只能跟朋友商量解决。

　　刘美福说，这些留守孩子更重要的是性格的塑造，据他观察，留守青少年所具有的共性是容易偏执，遇到问题容易急躁。

　　记者询问多位斑鸠店镇中学的老师，学校有没有给孩子上心理课，他们回答：“没有，没人学过这个。”“有没有上过生理课？”一位老师信誓旦旦地回答：“我们身体很健康，孩子的身体也很健康。”

　　出事后，学校加强了安全措施。斑鸠店镇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学校教育没有问题，升学率一直很高，最近会加强巡逻，严控学生出入和请假。而学校宿舍的窗子，也已经用一根根钢条加固。但这些，能挡住那段留守的青春期所衍生出的问题吗？

　　王丽说，她很想学吉他，因为电视上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个人弹弹吉他就会忘记所有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