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减税：我们还有哪些期待？

　　减税与简税｜增值税减税：我们还有哪些期待？

　　自2018年，中国正式启动增值税减税改革以来，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诸多配套减税降费措施，截至目前，最大规模的减税和降费措施都已经实施。增值税降率是最大规模的减税，社保费降率是最期待的降费，此外还包括小微企业减税、企业所得税减税等相关改革。减税降费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其中一个指标是减少了政府收入。今年4月1日开始的增值税降率，在5月份的数据中开始体现了，首个月就减少了1113亿元的收入。

　　减税降费进一步扩大的空间非常有限，因为减税已经直接体现为政府收入的减少。与以往历次减税政策不同，此次减税力度和规模非常大，不仅反映在政府收入的增速放缓，甚至还能够直接带来收入绝对规模的下降。从今年前5个月的地方收入来看，部分地方的累积收入已经是负增长了，那说明4月和5月的当期收入是“断崖式”下滑了，部分地区虽然能够保持个位数的增长，但是刨除物价因素之后，实际收入也是负增长。

　　继续大幅度降低税率或费率是很难的，但通过逐步完善增值税税制，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减税效应，并且从现代税收制度的角度来看，这些改革甚至比降低税率更为重要。接下来，我们按照难易程度和时间轴，说说可以期待的增值税改革，这些改革主要是三个目标：中性税制、公平税负和提高征收率。

　　打通金融业的增值税链条

　　我们经常说，增值税有较好的“中性”，在2009年之后，中国的增值税还是消费型增值税，这两者叠加在一起，说的就是增值税具有非常良好的转嫁机制，任何一个环节缴纳的增值税税负，都已经提前从下一个环节代收了。从程序上来说，首先是企业实现了销售，其次是企业做到了代收，最后才是企业实现了代缴。

　　但是，中国现有的增值税税制并不是完美转嫁的，有一些是技术限制，另一些是制度限制，其中以金融业最为典型。在2016年实行“营改增”过程中，金融业纳入了增值税的范围，但是规定金融业的增值税，不得作为下游企业的进项税抵扣。举例来说，A银行向B企业提供了一笔贷款，实现了100万元的利息收入，其中的增值税销项税为5.66万（价内税转为价外税），假设该银行从上游H企业购入设备等的进项税为3万；此时B企业的利息增值税5.66万是不能在其实现销售时进行抵扣，因此B企业不仅承担了A银行2.66万的增值税，还承担了上游H企业的3万增值税。

　　因此，中国的增值税链条在金融业被“断开”了，这当然是出于税收收入的考虑，如果完全打通了金融业的增值税链条，那么金融业的税收就流失了，特别是考虑到金融业高利润的行业特征，企业所得税实施的又是统一的25%税率，无法对这种利润差异进行税收调节。因此，虽然2016年对金融业实施了“营改增”，本质上反而是平移了之前的营业税制，改革的结果是提高了金融业的利润率（因为可以抵扣进项），但对下游行业没有直接影响。

　　打通金融业的抵扣链条，具有三重关键作用。首先，从税制完善角度来说，在金融业这个环节割裂抵扣链条，影响的是全产业链，而不仅是金融业自身，因此打通抵扣链条是受益于整个产业链的。其次，能够快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将金融业纳入进项抵扣，抵扣的部分就是下游企业融资成本的下降幅度。最后，有利于促进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在现有的金融业增值税范围内，金融业内部的很多交易是免税的，但是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借贷是要交税的，并且还不能抵扣，打通抵扣链条能够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降低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的情形。

　　逐步合并增值税税率档次

　　增值税税率改革至今，税率档次由17%、13%、11%、6%的四档，减少为目前的13%、9%、6%三档，税率并档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每一次税率调整都会牵涉到征收方和缴纳方的成本变化。未来的改革一定会朝向两档税率，其中13%档次下调的空间非常小，因为这会带来税收收入的明显减少，6%档次上调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会造成服务业企业的税负上升；因此，最大的调整方向是取消9%档次，将其并入6%档次，9%档次的行业范围较小，调整税率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也相当较小。

　　税率并档的主要原因，不是企业间税负的不公平。在价税分离的前提下，行业间税负的高低是不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利润的。税率为17%，那就代收17%的销项税，如果调整到13%，则代收13%的销项税。当然，在现实世界里，价税是互动的，所谓的价外税只是会计记账的规则，不是企业的定价行为。但是，即便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税率适应期之后，行业间的税率差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会逐步稳定，此时的税率不再对价格产生影响，行业间的税负不公也就逐步消除了，此时的税率差异不再直接影响企业的行为。

　　税率并档的真正原因，是税收中地区间分布的不公平，从而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从一个产品的生产流程来看，中间环节的税率差异是不会影响最终产品价格，也不会影响中间企业的利润，甚至可以在中间环节完全免税，只在最终环节收税，也不会有太大差异。但是，从税收收入的角度来看，税率差异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每个环节要缴纳的税收是用销项税减去进项税，试想一下，如果某个环节是高税率的销项税和低税率的进项税，那这个环节的缴税就较多，反之亦然。各环节缴纳的增值税对应了各地方的增值税收入，从地方税收收入激励的角度，各地方会尽可能发展制造业、尽量不发展服务业，这样可以把高税率的销项开给其他地方，从其他地方购入的进项税则更低，由此获得更多的增值税收入。

　　当然，上级政府也可以通过财政再分配方式对这种差异进项弥补，但是这种方式的协调成本太高，实施难度相对更大。因此，微观企业层面的税负，加总到宏观地区层面的税收之后，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解决方案也就需要同时兼顾微观激励和宏观动机。

　　从“以票控税”到“以信息控税”

　　在我的设想中，最好的增值税模式是废除增值税发票，改用信息大数据征税。增值税发票有其时代特征，也必然有其时代约束，在现金交易占主导和信息技术不发达的阶段，“以票控税”能够有效筹集政府收入，但是究其根本，增值税发票也是一个信息收集功能，增长税的抵扣链条就是产品/服务的流向，抵扣链就是产业链。

　　但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有太多因素导致抵扣链偏离了产业链。一些是客观经济因素，例如有些合理的购入没有计入销项，有些销售没有计入销项，导致销项减进项的方式与实际的增加值不同。另一些是税收制度的设计，例如有些市场主体不具备增值税开票资格，即使提供了服务或产品，下游企业也无法进行抵扣。现代经济生产活动的一个特征就是高度的分工细化，分工程度越深，这种偏离幅度就越大。

　　因此，最理想的模式是整合资金流和物流信息，利用企业间的信息流作为征税依据。企业只要有销售，就会反映在资金流上，从技术层面来说，企业很难隐瞒真实的交易，因此可以通过不同信息来源做到“应收尽收”，提高征收率。另一方面，企业发生了产品或服务的购入，同样也反映在资金流上，无论这种购入的销售方是谁，该企业均可以作为进项税抵扣，做到“应扣就扣”。

　　信息征税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降低了征纳成本，税务机关的征收成本下降，纳税人的成本也下降。其次是税收确定性提高，企业不需要为自己的进项抵扣提供证明，能够完美预期自身的纳税义务。最后是提高了征收率，无论销售对象是其他企业还是个人，均不影响纳税义务。

　　信息整合就是部门整合，是将金融系统和物流系统的信息同步到税务系统，税务部门利用的是金融系统的信息记录。从技术层面来说，现有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已经逐步达到了信息征税的要求，信息整合的难度要大于信息建设自身。

　　这些改革看上去难度很大，要么是财政约束太强，要么是技术难度太大，实施的可能性似乎也很小。但是，中国的很多制度调整和改革，一旦开始，也是非常迅速和精准的。大概是两年前，我在一个财税论坛上提出可以加快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退税，当时看起来是不可能实施的，但是却在2019年真的全面推开了。所以，这些值得期待的增值税改革，或许比我们预料中要来得更早一些。

　　（作者范子英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范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