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制造业保持基本稳定：逻辑与政策”，CMF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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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8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制造业保持基本稳定：逻辑与政策”，来自学界、政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毛振华、屈宏斌、钟正生、程楠、黄阳华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黄阳华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全球制造业发展的10个事实与“去工业化”

二、2035年远景目标的新要求与中国“去工业化”分析

三、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路径

一、全球制造业发展的10个事实与“去工业化”

1、全球制造业发展的10个事实

1）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由路径

制造业一直是促进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动力。从全球截面数据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越大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和稳定性通常更强，这也就是过去常说的“无工不富”。

2）制造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能提升经济效率

从全球情况来看，工业的生产效率长期高于服务业和农业，制造业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部门。制造业通过对产业的带动效应及联系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率提升。

3）制造业是促进就业的重要部门

就业问题对于各国来说都非常重要。一方面，过去三十年来，第二产业创造的就业总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另一方面，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呈现正相关关系，无论是对于高收入、低收入还是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制造业比重增加都将明显带动就业人数增长。

4）制造业是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最为重要的部门

从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和人均收入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全球还是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制造业都能够促进居民收入增长。

5）制造业是促进全球对外开放和支撑全球化的重要部门

一方面，全球贸易品大部分是制造业制成品，中国有90%的出口来自于制造业部门；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全球分工和合作也是带动全球资本流动和资本重新配置的主要动力。

6）制造业支撑消费升级

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恩格尔系数下降，会有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购买制成品，这就需要制造业升级和产品升级的支撑。另一方面，尽管随着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居民将消费转向服务业，但服务业的发展需要相关制造业作为支撑。比如数字服务背后的一系列智能装备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等，都需要相应的制造业产业来支撑；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发展同样体现出消费升级的趋势和产业升级密切相关。

7）制造业是促进技术创新最为核心的部门

大量的研发资源，包括研发资金都投向了制造业相关领域；大量的研发产出，如发明专利等，也来自于工业相关领域，特别是一些高质量创新专利。从欧元区19个国家的数据来看，这些国家制造业创新的活力高于服务业创新的活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制造业仍然是支撑我国“双创”战略的重要部门。

8）制造业可以促进包容发展

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大部分都需要制造业和工业化的支撑。数据表明，制造业的占比越大，贫困的发生率会相对更低，并且制造业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带动更多女性获得带薪工作，促进男女平等。此外，制造业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支撑，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依靠制造业来提升电力和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的可达性。

9）制造业是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渠道

从全球主要国家和平均趋势来看，大量国家的税收主要来自于制造业部门。如果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不顺利，其财政可能会面临压力。从社会角度来看，由于制造业发展是促进收入和就业的主要渠道，因此制造业下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犯罪问题。例如，近年来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制造业退出的“锈带”地区，犯罪率呈现上升趋势。长期来看，制造业下行是引发这些国家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根源。制造业无法提供高质量就业，可能会引发国内外治理问题。

未来，越来越多的治理会转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这就需要相应的智能装备和智能技术支撑。比如智能交通是一种服务，但其背后的智能传感、信号传递，以及一系列的芯片都与制造业密切相关。

10）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国家安全也非常重要

总书记在《全球安全倡议》中提出，“支持各国在气候变化、产业链供应链领域的合作”，直接点出制造业与此密切相关。其中，一系列涉及到环境、排放、可再生能源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主要来自于治理，也来自于相关制造装备和制造业的介入。制造业本身就是产业链供应链最为核心的部门，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需要制造业各个领域的相互协调。此外，为了提升粮食安全、种子安全、生物安全水平，也需要一些装备和技术作为支撑。

总结以上全球制造业发展的10个事实，战后一直强调的“无工不富”的经验依然能够得到相关事实的支撑。此外，在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我们仍然需要制造业升级作为支撑。不仅要从传统的“无工不富”视角看待制造业，也要从“无工不现代化”这一更加全局、更加战略性的视角来看待制造业的重要性。

为什么制造业的效率更高，对其他部门的促进更强？因为它有更强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在“无工不富”和“无工不现代化”视角下，这两个效益仍然存在。制造业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对一个国家的增长以及更加宏观的现代化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保持制造业比重增长是一种手段，根本目标是要通过稳定制造业来继续发挥它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从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2、全球制造业库兹涅茨曲线

制造业极为重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发展制造业和保持制造业比重。这是因为制造业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即一国的制造业比重通常先上升后下降，呈倒U型。从全球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都呈现出这样的倒U型，先上升后下降。当一个国家的收入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制造业比重似乎都存在下降趋势。

在发达国家中，这个现象更加明显。199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都存在下降趋势。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葡萄牙等高收入经济体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有30年都处于下降周期，并且这个周期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去工业化”，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等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去工业化”的问题。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退二进三”，才会出现“去工业化”。但从数据来看，大量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并且收入越低的国家制造业出现拐点的时间越早，很多国家是“未富先去工业化”。

从时间上看，1990年之前发展起来的国家“去工业化”出现的时间比1990年之后发展起来的国家更晚，后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体在更低的发展水平上，制造业比重就出现了下行的问题。对比高收入的新加坡、发展中的南非以及处在发展初级阶段的莫桑比克这三个国家制造业的拐点可以看出，越低收入、越低发展水平的国家出现拐点时的人均收入越低。因此，发展中国家也普遍面临着“去工业化”的压力。这些国家还没有富起来，制造业比重就已经开始下行，这就是所谓的过早“去工业化”。

3、去工业化的后果：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趋于弱化

“去工业化”不仅是制造业本身的问题，也会对经济社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包括：

1）失业率上升

大量制造业蓝领工人失去就业机会，可能会选择其他行业。由于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的收入效率通常较高，如果制造业下行，就业状况、收入分配状况等都会相应恶化。对于一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来说，他们受到“去工业化”影响更大，可能会对国家社会的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引发反全球化的思潮。

2）经济社会增速放缓

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过早“去工业化”很可能会使其陷入贫困陷阱，即马尔萨斯陷阱。这些国家会一直处在低收入阶段，很难进入中高收入的阶段。对于已经跳出了贫困陷阱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去工业化”特别是过早的“去工业化”，很可能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对于拉美国家的研究中，这个现象得到了很多的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撑。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高收入国家的“去工业化”问题也引起了很大关注。对于美国等高收入国家而言，“去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但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即使它的研发比重非常高，但由于没有产业承载科技创新的转化，大量的创新投入无法转化成本国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病”。因此，可以看到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计划、和重塑“产业公地”的倡议，其重点可能不在于制造业本身，而是要通过发展制造业让整个国家的研发变得更有效率。目前我国部分城市也出现了“美国病”，比如随着制造业大规模退出，北京作为全国的科技中心和研发中心，大量的研发成果对其本地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减弱，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3）居民福利水平下降

“去工业化”可能会对就业和收入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居民福利水平。

从拉美国家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当大量劳动力或生产要素从高效率的生产部门转向效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后，一国的GDP或者经济长期增速都会出现结构性减速。这些年中国的结构性减速也引起了高度关注，许多研究成果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制造业比重下降。

从一些典型国家的情况来看，2012年巴西制造业比重达到峰值23%，此后该比重持续下降。在制造业比重达到峰值时，巴西的收入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了，但随着制造业比重下降，巴西的人均收入一路走低，从2012年的12000美元降到2019年的8600美元，下降了将近1/3，二者高度相关。

日韩通常被认为是二战后新兴经济体中的“优等生”。1960年以来，当日韩两国制造业比重非常高的时候，它们的经济增速也很快。最近20年，日韩的制造业比重出现下降的趋势，导致韩国经济增速放缓，日本经济增速甚至出现了下降。这再次证明了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速会产生直接影响，它会调节一国的收入水平。

制造业比重下降还会扩大收入差距，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过去对于拉美国家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当前，关于新兴经济体制造业比重下降引起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4、去工业化的原因：“三个效应”

1）相对效率效应

制造业拥有更快的技术创新、更长的产业链和更发达的产业分工，因此效率提升更快。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效率增长迅速会导致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较快。新产品刚面世时价格很高，但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价格会快速下降，这导致制造业占GDP比重出现下降趋势。

2）需求升级效应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居民将支出转向服务业，导致服务业价格下降较慢，甚至越来越贵。随着需求转向服务业等非制造业的部门，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比重因而出现下降。

3）国际竞争力效应

从开放的角度来讲，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提高，要素成本通常也会慢慢上升，导致制造业传统比较优势出现下降。一些失去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会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进行转移。

以上三个因素都会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并且它们之间可能会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加速制造业比重下降。

通过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事实和“去工业化”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一个国家保持制造业比重的稳定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就需要应对“去工业化”的三个效应，即相对效率、需求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效应对制造业比重带来的下行压力。

二、2035年远景目标的新要求与中国“去工业化”分析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2035年远景目标对国家现代化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包括八个方面。表中红字标出的部分与制造业密切相关，比如“人均收入再上一个台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这都需要制造业和创新形成联动，实现产业升级。

1、2035年远景目标对制造业比重保持稳定的具体要求

1）保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20年发布的研究成果表明，若要实现到2035年人均收入翻番，人均GDP增速要大概保持在4.73%的水平。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部门，因此制造业增速应该高于4.73%，这样才能有效保障4.73%的整体增速。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也曾得出类似的结论，即2035年前，制造业增速要高于服务业和整体经济增速。

2）防波动

由于制造业的波动性比服务业更低，制造业比重越大，越能够降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这次疫情中，制造业比重较大的国家在应对疫情时，经济通常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3）促创新

制造业是国家创新的重要承载部门，也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主要领域。制造业比重稳定和制造业质量升级是实现创新国家目标的重要支撑。

4）增效率

制造业对农业、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很强。制造业比重稳定是农业现代化和制造业、服务业融合的良好基础。

5）稳就业

制造业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本身直接吸纳就业；二是尽管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制造业直接雇佣的人越来越少，但制造业可以通过对服务业的间接带动效应拉动就业。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中国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计算”，如果算上对服务业的拉动效应，制造业实际带动的就业远高于其本身的就业，75%的总体就业与制造业相关。

6）支撑双碳

一系列降碳减污战略的实施，都需要相关制造业和绿色产业的技术和装备作为支撑，包括重点行业的绿色化转型面临的瓶颈当中，包括相关制造技术与装备的创新与应用。

7）促开放

制造业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部门，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基础设施背后的园区建设、产能合作等，都是未来进一步开放的重点领域。

8）提升治理现代化

一方面，制造业对于稳定政府税收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政府的智能治理需要传感、信号处理、数据处理等装备和技术支撑。

9）保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边防安全以及防范突发的自然风险，需要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国供电稳定性和能源可靠性的重要来源，是相关制造业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

2、中国存在“去工业化”趋势

2012年以来，中国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都出现下行的趋势，已经持续了近十年的时间，这也是党中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的直接现实背景。

从区域层面来看，七个主要的地理经济区域也都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2021年稍有反弹，这可能是因为疫情对服务业影响较大，反衬了制造业比重增加。但整体上，区域层面也出现了“去工业化”的问题。

进一步从省的层面来看，大部分省份的制造业比重已经呈现出倒U型，也面临着“去工业化”的问题。

中国的“去工业化”是过早的，因为制造业出现拐点的时候，我国人均收入还不到1万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有很大差距，距离2035年人均收入到2万美元的目标差距更大。从区域层面来看，同样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情况。

从省份层面来看，过去三十年来，北京、上海、吉林的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青海和内蒙古等少数省份由于是后发地区，制造业比重是上升的；其余26个省份的制造业比重都呈现出倒U型。其中，只有福建在制造业比重出现拐点时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大部分的省份在出现拐点时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贵州、云南、海南等11个省份在出现拐点时人均GDP仅为4000多美元，说明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情况。

我国制造业出现下行时人均GDP大概为5600美元，相比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出现拐点时的人均GDP明显较低，是美国的1/3，英国的1/2，新加坡的1/7，韩国的1/5。从以不变价计算的制造业比重来看，在六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制造业实际比重只下降了不到两个点，而中国的制造业实际比重在2012至2019年的七年时间内下降了1.4%，这意味着我国非常快速地进入了“去工业化”的过程。总体来看，中国的去工业化面临过早和过快两个方面的风险。

从“去工业化”的三个效应来看：

1）相对效率效应

中国第二产业的效率的确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会继续对其比重下降形成压力，相对效率效应是存在的。

2）需求升级效应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品质的需求越来越高，消费逐渐转向国外进口的产品，消费能力外流会进一步导致国内制造业比重下降。此外，由于服务业收入弹性大于制造业，随着收入的提高，需求会越来越多地转向服务业，需求升级效应也是存在的。

3）国际竞争力效应

人们通常用工资来度量一国的竞争力。对比中国各省和越南的工资来看，上图中有颜色的部分代表该区域工资水平和越南相比有竞争力，这些地区大部分处于中西部。制造业重点分布的沿海地区相较越南已经丧失了劳动力工资的单要素成本优势，进而导致制造业外迁，对制造业比重下降形成压力。

三、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路径

保证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需要制造业比重稳定和制造业质量升级，但我国又面临着制造业下行的压力，因此通过政策和空间效率提升来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至关重要。

上图体现了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的总体思路。假设不采取任何政策或者相关的措施进行干预，制造业比重会自然下降。但如果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对制造业比重进行干预，可能会出现两种情景：一是让制造业比重在目前的高位保持更长的时间，防止过早“去工业化”；二是既然制造业下行的压力无法避免，可以让下行的速度更慢，或着周期更长，从而更好地利用制造业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进一步对应导致制造业比重下行的三个因素来看：

1、提升制造业效率——保持有效率的比重

1）重点发展不受效率提升影响的高议价能力制造业

一方面，要防止制造业效率下行，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都发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改善面临困难。另一方面，我国要补齐同制造业强国的效率短板。相比制造业强国，我国的研发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仍然有很大差距，“追赶”过程还没有完成，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效率的提高，会对制造业比重产生下行压力。解决这两方面的矛盾，解决办法在于发展那些效率提升但不会引起产品价格下降的高质量制造业，即需要提高产品议价能力。这方面包括进一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进入门槛，也包括过去很多产品都采用拼成本的竞争方式，现在要慢慢地转向非价格竞争。比如通过技术、文化和品牌溢价赋能制造业。

2）国内“四闲置”再配置的效率提升，推动制造业“西进”

目前，我国的制造业效率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存在四个闲置。一方面，大量产能聚集在东部，随着东部要素成本上升，很多产能出现闲置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中西部来说，存在土地、劳动和高等级基础设施三个闲置。比如土地要素是闲置的，很多地方出现了空心村和废弃限制的村小，可以作为承载制造业的空间，发展分散式的工业，也服务乡村振兴。很多基础设施也是闲置的。我们在西部调研时看到农村动力电、互联网、重载公路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普及，同样可以作为制造业的承载空间。西部有大量的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但很多产品需要依靠从东部运输来满足本地市场。若将东部的产能闲置和中西部的生产要素闲置、市场需求进行再配置，就可以提升制造业的总体效率。

过去我国也做过资源的再配置，比如产业梯度转移，但这通常是将一些传统的、低端的过剩产能向西部转移。事实上，如果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很多高端的产业在西部可能更有效率，因此产业转移的思路要从以成本为主转向以效率为主。

3）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产业融合是大势所趋

效率提升的空间主要是在一些新领域，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产业融合。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大量的农业生产已经出现了制造业化的趋势。表面上看起来是农业，但其生产过程、生产工艺和支撑技术等已经制造业化了。例如十堰依靠先进的制氧装备和控制设备实现了陆地养鱼，使得鱼的产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伊犁的高品质西红柿是在非常现代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所需的温控设备、监控等都需要制造业作为支撑。此外，我们所接受的数据服务背后是相关制造装备的升级。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通过让制造业更多地融入农业和服务业，来挖掘制造业比重的提升空间。这不一定会体现在统计数据中，比如养鱼和农业种植会体现为农业部门的数据，制造业的实际比重有很多是体现在相关的融合产业中。

2、利用需求升级机遇——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

1）超大规模市场——公共需求升级

超大规模市场的经济含义是超大规模市场通过需求侧的规模经济，能够分摊制造业的创新成本，推动创新扩散和效率提升，为制造业新产品提供初始市场，维持相关企业的研发投入。从这个角度来说，超大规模市场对于稳定制造业比重的作用非常巨大，主要体现在公共需求升级上。研究表明，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一些高端装备或者前沿技术上实现很好的追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超大规模市场的公共需求为产业研发、产业合作，以及企业的可持续研发和投资提供支撑。高铁、通信、特高压等都是依靠公共需求来支撑相关产业的升级。

超大规模市场本身是一种战略资源，但这种资源难以自动发挥作用，需要需求侧政策工具加以利用，发挥其优势。建议推行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时，在进行经济社会环境评估的阶段，增加对该战略或工程对于制造业带动效应的评估，将短期宏观调控政策资源投入转化为长期制造业升级的动力。

2）超大规模市场——居民需求升级

在居民消费升级方面，需要更多地推动制造业产品品质升级。消费者的需求有高端化、个性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业化的趋势。过去大量的产业政策是支持企业或者生产者的政策，今后可能要慢慢转向支持消费者权益保护或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从而倒逼制造业走向品质化升级的路径。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服务化，也对制造业升级有诸多劳动作用。比如数字消费背后主要是数据采集、存储、计算和装备的支撑。在消费融合的趋势下，要更加超越二三产业两分的传统思维。

3、提升国际竞争力——保持有韧性的比重

1）从相对成本思维转向综合效率思维

从成本的角度来说，我国工资越来越高，土地越来越贵，导致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了。但从综合效率的角度来说，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图是中国各个省相对越南的工资情况。若仅比较工资，我国的制造业优势可能在中部及西部地区。但如果用生产效率重新看待综合成本，通过劳动生产效率校准后的成本优势情况完全不同。产业对外转移时，不仅会考虑一个地方的劳动力价格，还要看劳动效率。只有用劳动生产率去校准成本之后，才能判断企业能否赚钱。因此，产业转移不仅是要压成本，还要提高效率。

通过生产率-成本指数测算，中国大部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综合成本效率相较越南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考虑劳动力成本上升或者要素成本上升的冲击后，大量地区仍然具有竞争优势。如果再考虑到中国高标准的基础设施体系，综合效率优势会更加明显。高等级的物流设施，稳定的电力供应和新基建等都对制造业有很强的支撑作用，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强的比较优势。最近越南停电的问题引发了热议，如果一个国家的电力供应都无法得到保障，其制造业发展是无法与中国相比的。因此，即使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但由于生产效率也在上升，综合来看仍然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这方面要全面看待，纠正片面思路，对我国产业国内“西进”要有明确指导，避免短期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盲目“南进”，对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都产生不利影响。

进一步将该指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北京、上海、广东的制造业综合效率仍然具有竞争优势；与墨西哥、印尼相比，我国大部分地区具有比较优势。虽然我国也有一些地区的综合效率较低，比如东北地区以及部分中部老工业地区，这些地区与墨西哥、印尼、越南相比不太有竞争优势，那么相应的区域发展战略、振兴计划可能都要按照客观情况加以调整。但总体来看，我国的综合效率优势非常明显，如果再加上基础设施配套的优势，我国在保持制造业比重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总体的应对思路是通过一些措施让制造业往更有效率的西边转移，而不是“南下”去一些发展中国家。具体措施包括：

首先，按照制造业的综合成本效率优势，构建区域多层次制造业体系。过去我们所说县域经济好像正在消失，大量贫困地区的产品可以进入全球市场，因为它们有非常强的全球竞争优势。

其次，放大高质量基础设施对于制造业的支撑效应。我们在中西部地区投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对于制造业的转移效应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有待进一步拓展，更需要国家层面统筹安排。

此外，评估中资企业参与海外制造业支撑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综合效率优势的长期影响。我国在海外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和产业走出去是有必要的，但也要评估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承载我国制造业综合效率的影响，以及对于我国自身制造业长期发展的影响，避免因小失大。

最后，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能源和碳成本将加大制造业成本。因此我们要前瞻性地推动碳能分离，来支撑制造业升级。过去欧盟想对我国的高耗能产业征收碳税，现在使用清洁能源后，我们甚至可以向欧盟索要碳补贴。

2）在全球市场拓展制造业的有效比重

对于“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和合作领域，可以分国别地进行制造业合作。只有在全球市场上变得更有效率，我国制造业才会更加稳定。我国与制造业强国可以更多地强调研发领域的合作；与能源国家可以强调制造业-能源合作；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可以强调制造业产能、第三方市场合作，使得制造业同“一带一路”的衔接更加紧密，构建多层次的制造业合作矩阵。

此外，我们还需要打造世界一流制造企业，提升制造业基础能力。

4、建议制定专项规划

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路径和相关政策的讨论，我们认为需要对保持制造业比重做出专项规划。此前国家相关部门就新兴工业化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了相关研究和部署，但还是需要从一个更加宏观层面上对制造业发展有总体的、国家战略上的部署。具体规划包括跨部门协作、产业政策创新等。过去我国的产业政策追求的是如何生产，如何推动企业进行升级，今后可能需要转向追求制造质量升级和效率提升，从而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

总结来说，全球制造业呈现出10大趋势，出现了“去工业化”问题。制造业比重的下降主要是受到了三个效应的影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实现2035年现代化目标对制造业提出了9个要求，而我国正面临着制造业比重过快、过早下降的问题。稳住制造业比重需要应对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的三个效应，即相对效率效应、需求升级效应和国际竞争力效应。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面临的挑战及所需的政策支持、如何处理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与高水平开放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制造业比重的变化是我国经济结构、收入水平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内劳动力成本大规模上升，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制造业出现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导致制造业特别是加工业的产能及资源闲置。

此外，随着竞争加剧，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面临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问题。不能简单地强调高端制造业的问题，还要重视一般制造业。从政策层面来看，要给予制造业更多关注，鼓励重组制造业闲置产能，并支持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此外，由于制造业的主体是民营企业，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的问题，激发其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

汇丰大中华区原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指出，我国之所以会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除了三个客观的共同因素外，还有我国自身特殊国情的原因。十多年前，我国将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主要目标，对于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不足，这是导致制造业比重过早下降的重要原因。

为了提高制造业比重，需要出台一些对制造业更加友好的全国性政策。比如汇率政策，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不断升值，导致资源从可贸易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不利于制造业发展。此外，还要不断改善我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产业转移到内陆省份，而不是转移到越南等国外市场。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钟正生认为，目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隐忧：1）工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库存水平高企。上市制造业企业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行，支持制造业投资需要更大强度；2）房地产与基建的“跷跷板”出现失衡，对原材料制造业冲击加大；3）出口从传统国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迁移，对中游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拉动相对下降；4）外围科技封锁形势收紧，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冲击显化；5）工业生产价格持续低迷；6）稳定制造业投资需要寻求并扩大支撑因素，降息仍然是必选项。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制造业作为可贸易部门，其发展有利于同时充分利用内需和外需，是打造“双循环”的有力抓手。韩国夯实制造业基础和提升出口竞争力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其关键举措包括：1）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对于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逐渐显现；2）制造业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有助于抢占全球制造业份额。

赛迪研究院规划研究所所长程楠认为，当前，各国都认识到了制造业是创新的重要来源，也是各国竞争实力的根基所在。稳定制造业比重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挑战：1）制造业内生动力不足，还存在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2）我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使得制造业升级的道路受到挤压；3）我国制造业发展活力有待提升。

针对以上三个挑战，有四方面政策切入点：1）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新旧动能的接续转化；2）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3）除了稳住传统产业基本盘，还要培育重大新兴产业，提高新动能；4）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